而格致之理、而制器尚象之法，兼综条贯。轮船、火器之外，正非一端。如历法，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，今《时宪》以乾隆甲子为元，承用已逾百年，渐多差忒。甲辰修改，墨守西人旧法，进退其数，不足依据。必求所以正之，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，与天行密合，是可资以授时。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，以无效而辍，闻西人海港刷沙，其法甚捷。［注，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，可上可下。于潮退时下其轮，使附于沙而转之，沙四飞随潮而去。凡通潮之地皆宜之。黄河水性湍急，更无处不宜。自下流迤逦而上，积日累月，锲而不舍，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。此不特黄河可用，北河亦可用，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。且东南水利久不治，数日之霖，积月不退，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，使下流迅驶。则上流虽不浚，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是可资以行水］又如农具、织具，百工所需，多用机轮，用力少而成功多，是可资以治生。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皆是奇技淫巧，不与焉。三年之后，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，许补本学。诸生如有神明变化，能实见之行事者，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，如前议。中国多秀民，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。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。
夫学问者，经济所从出也，太史公论治曰：“法后王。［本《荀子》］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，议卑而易行也。”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：“鉴诸国”。诸国同时并域，独能自致富强，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？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，不更善之善者哉？且也通市二十年来，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，其尤者能读我经史，于我朝章、吏治、舆地、民情类能言之，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，相形之下，能无愧乎？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，词气轻重缓急，转辗传述，失其本指，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。
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，乃以枢纽付之若辈，无怪彼己之不知，情伪之不识，议和、议战汔不得其要领，此国家之隐忧也。此议行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，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，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。［注，《地理全志》作于癸丑年，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，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、榷税之重，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。未几日本、安南皆有兵端，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，所得必倍多］绥靖边陲，道又在是。如谓六合之内，论而不议，封故见而限咫闻，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。
重专对议
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，若臧文仲、子产之类，代有其人。夫子论士品，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居于孝弟信果之上。又曰：“诵诗三百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可见当时专对之重。列国以后，此学遂废，间有如富弼、曹利用诸人，止一人一事，艳为美谈。盖不为专才久矣。今海外诸夷，一春秋时之列国也，不特形势同，即风气亦相近焉。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，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，两军交战，不废通使，一旦渝平，居然与国。亦复大侵小、强陵弱，而必有其藉口之端，不闻有不论理、不论信，如战国时事者。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，应对之才，又曷可少哉？如吉尔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，［注，官军攻刘丽川于上海，军洋泾西营，卒戏洋泾，杀夷女二，卒亦伤二人。其明日夷从贼攻我，八营溃。馀布政使吉尔杭阿公十有一营未动，抵暮，一赫蹄来，略言弁兵某等百许人犯吾界杀人，尽今夕缚以来，不者诘朝且踹若十有一营。百许人者皆我良将劲兵也，公以示刘君存厚曰：今日事可见是不可战，吾欲法汾阳单骑见虏事，以理争之。彼平日相见动辄称理，宜得当万一。不然，君能帅偏师毁夷场，吾死不恨。刘君曰：能。次晨公从四骑抵理事官阿里国门，阿里国拒不见，强之而后出，便申前语。公曰：安有我大皇帝兵勇，而可无故杀之者乎？独杀吉某则可，吾戴吾头来矣。延颈作就杀状。阿里国大笑曰：何至是？公因曰：兵勇犯若界，曲在我。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，敢不从命？今与逆贼比而攻我，曲在若矣。贵国不惟曲直之是讲，天实鉴之。非吉某所畏也，有战而已。胜负何常之有？阿里国无以对，卒定约通好而还。咸丰四年三月十日事也］佥曰是役也，大军获全，苏省安堵，皆吉公一言之力也。通商二十年来，善驭夷者莫吉公若。戊午津门之议，有一吉公，必不至是。是专对得人之效也。昔汉武帝诏察茂才异等可使绝国者，于古有征，于今尤亟。应请特诏中外大臣，各举所知有口辩胆气、机牙肆应之人，时赐召对以验之，量予差遣以试之，用备他日通商大臣之选。庶几折冲樽俎，毋致陨越贻羞矣。
变捐例议
道光中，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，叩阍进所为尚书题论，上温诏褒之。其任官惟贤一论，颇传诵京师，有曰：“国家用科目，君子、小人参半也，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。”又曰：“上以急公好义为招，特假以为名；下以利市三倍为券，将务求其赏。”又曰：“捐班逢迎必工，贿赂必厚，交结必广，趋避必熟，上司必爱悦，部吏必护持。”又曰：“与其开捐，不如勒派。富民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