押批退，则共柱之屋，与其使外人毁拆，有坟之地，与其使他人作践，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！今官司从公区处，欲牒唤上毛汝良、陈自牧、陈潜，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，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，其余黄土坑山、童公沟田、梅家园桑地，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，庶几法意人情，两不相碍。陈自牧、陈潜既为士人，亦须谙晓道理，若能舍此些小屋地，非特义举，亦免争诉追呼之扰，所失少而所得多矣。
抵当
抵当不交业
吴恕斋
在法：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。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，卽当官推割，开收税租。必依此法，而后为典卖之正。徐子政嘉定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，典杨衍田七亩有奇，契字虽已投印，然自嘉定至淳佑二十有六年，徐卽不曾收税供输，杨卽不曾离业退佃，自承典日为始，虚立租约，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。以此观之，杨衍当来不过将此田抵当在子政处，子政不过每岁利于增息而已。杨衍死于宝庆元年，宝庆以前，杨衍岁以租钱还之，徐未尝有词，宝庆以后，杨衍之子王廷亦岁以租钱还之，间有少欠，徐亦未尝有词。至淳佑元年，徐始有词于县，理索王廷等每年租谷一千斤，自宝庆以后，总欠十八年，计一万八千斤，除入钱二百一十贯外，尽索未足谷数。夫子政理索未足租钱可也，一旦变钱为谷，近年荐饥，谷价腾踊，若以谷直计之，不知其几钱矣，何其不仁之甚邪！使当来果是正典，果是取谷，则后来谷价百倍于前，王廷等亦当还谷，而不当还钱。今既不曾受税，不曾管业，所以不曾收谷，其为抵当，而非正典明矣！兼二十六年内，杨衍既还钱于未死之日，王廷等亦还钱于其父既
死之后，初未尝一日还谷，何为独无一词？切观子政溪壑之欲，必以近年会价贱，谷价贵，故欲舍贱取贵。又否，则以王廷等尝经官取赎，姑欲张大其欠数，以抑遏之。殊不思有典必有赎，况初不曾过税离业，所典非正典，始不过以二百八十贯抵当，积累二十六年，取息亦不为少，嗜利何时而已。本县取后所断，勒令王廷、王烈除已还租钱外，再以新会六十千还之，仍照近元年除约束，备三分新旧会二百八十贯，赎回其父典契，已为允当，但起初不合以其抵当为正典，前后累判，并不曾剖析子政不过税，不过业，其为抵当，本非正条，无以杜
絶其希觊之心，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，紊烦官府。欲帖县，照已断示徐子政知委，再敢妄状，从条施行。
以卖为抵当而取赎
吴恕斋
乡民以田地立契，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，约日克期，还钱取契，所在间有之。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，径作正行交易投税，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。但果是抵当，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，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，其有钱、业两相交付，而当时过税离业者，其为正行交易明，决非抵当也。陈嗣佑于绍定二年八月，缴连先置三绍罗家坞山地赤契，作价钱七贯，立契卖与何太应。当时嗣佑既离业矣，太应亦过税矣。越五年，太应将契投税为业。又
十余年矣，淳佑二年，嗣佑始有词于县，谓当来止是抵当。初非正行断卖，意欲取赎。知县以唐昌风俗多有抵当之事，兼此地段，嗣佑于宝庆二年以十三千得之，不应于绍定止以七贯折价出卖，疑是抵当，勒令太应退赎。知县若能酌人情者。今太应坚不伏退赎，乃有词于府。初亦疑其健讼，反复看详，盖有说焉。官司理断交易，且当以赤契为主，所谓抵当，必须明辨其是非。嗣佑立契卖地之后，既卽离业，太应用钱得地之后，又卽过税，此其为正行交易较然。已越十年，一旦以抵当为词，十余年已印之赤契，乃意其为抵当，此太应之所以不伏也。若曰嗣佑买贵卖贱，则宝庆至绍定亦既数年，安知其直之贵贱不与时而高下乎？且在法，诸典卖田地满三年，而诉以准折债负，并不得受理。况正立卖契，经隔十余年而诉抵当者乎？富者多怀贪图之私，所当诛心，贫者每有屈抑之事，尤当加念。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。此必罗坞之山昔荒而今辟，昔童而今茂，嗣佑雅欲复还青毡。然正行立契，既已年深，过税离业，又已分晓，倘意其为抵当，而狥其取赎之请，将恐执契者皆不可凭，驾浮词者类萌侥幸。乡井有一等教唆之徒，哗然生事，而官司亦不胜其扰矣。欲帖县，只令何太应照绍定二年买到赤契管业，取陈嗣佑知委申，违坐以虚妄之罪。
〔一〕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“因”，原作“固”，据上图校勘本改。
〔二〕嗣佑立契卖地之后“佑”字原脱，据上图校勘本补。
倚当
叶岩峰
照得叶渭叟身故，其家以干人入状，讼宋天锡、李与权脱骗交易钱。所谓脱骗者，非果
交易也。李与权之子李正大状称，先父元抵当田亩。所谓抵当者，非正典卖也。此邑风
俗，假借色物，以田为贽，必立二契，一作抵当，一作正典，时移事久，用其一而匿其一，遂执
典契以认业。殊不知抵当与典卖不同，岂无文约可据，情节可考邪？且李与权于嘉定十一年，将田三十三亩典与叶渭叟，计价四百五十贯，有宋天锡为牙保。以契观之，似若正典，其无抵当也。大凡置产，不拘多少，决是移业易佃，况三十余亩，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