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远；若绥之以德，又未易可惩。诸贤并深明理体，各献嘉谋，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。”
虞玩之上表曰：“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，孝建元年书籍，众巧之所始也。元嘉中，故光禄大夫傅崇，年出七十，犹手自书籍，躬加隐校。古之共理天下，唯良二千石，今欲求理正，其在勤明令长。凡受籍，县不加检勘，但封送州，州检得实，方下归县。吏贪其赂，人肆其奸，奸弥深而弥多，赂逾厚而答逾缓。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，扬州等九郡黄籍共七万一千馀户。於今十一年矣，而所正者犹未四万。神州奥区，尚或如此，江、湘诸郡，尤不可言。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。人惰法既久，今建元元年书籍，宜更立明科，一听首悔，迷而不返，依制必戮。使官长审自检校，必令明洗，然後上州，永以为正。若有虚昧，州县同咎。今户口多少，不减元嘉，而版籍顿阙，弊亦有以。自孝建以来，入勋者众，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，三分殆无一焉。寻苏峻平後，庾亮就温峤求勋簿，而峤不与，以为陶侃所上，多非实录。物之怀私，无代不有。又有改注籍状，诈入仕流，昔为人役者，今反役人。又生不长，便谓道人。或抱子并居，竟不编户，迁徙去来，公违土断，属役无漏，流亡不归。法令必行，自然竞反。为理不患无制，患在不行；不患不行，患在不久。”帝省表，纳之。乃别置校籍官，置令史，限人一日得数巧，以防懈怠。至武帝永明八年，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，百姓怨咨。帝乃诏曰：“既往之愆，不足追咎。自宋明以前，皆听复注。其有谪边疆，皆许还本。自此後有犯，严其罪。”
梁武帝时所司奏，南徐、江、郢逋两年黄籍不上。帝纳尚书令沈约之言，诏改定《百家谱》。
约上言曰：“晋咸和初，苏峻作乱，版籍焚化。此後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，并皆详实，朱笔隐注，纸连悉缝。而尚书上省库籍，唯有宋元嘉中以来者。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，谓之“晋籍”。有东西二库。既不系寻检，主者不复经怀，狗牵鼠，雨湿沾烂，解散於地，又无扃。此籍精详，实宜保惜，位高官卑，皆可依按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，始以七条徵发。既立此科，苟有回避，奸伪互起，岁月滋广，以至於齐。於是东堂校籍，置郎、令史以掌之，而簿籍於此大坏矣。凡粗有衣食者，莫不互相因依，竞行奸货，落除卑注，更书新籍。通官荣禄，随意高下。以新换故，不过用一万许钱，昨日卑微，今日仕伍。凡此奸巧，并出愚下，不辨年号，不识官阶，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，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後，此时无此府，此年无此国。元兴唯有三年，而猥称四年；又诏书甲子，不与长历相应。如此诡谬，万绪千端，校籍诸郎，亦所不觉，不才令史，更何可言？且籍字既细，难为眼力，寻求巧伪，莫知所在，徒费日月，未有实验。假令兄弟三人，分为三籍，一籍祖父官，其二初不被，同堂从祖以下，固自不论。诸如此例，难可悉数。或有应而不，不须而。所既多，理无悉当，怀冤抱屈，非止百千，投辞请诉，充曹刃府，既难领理，交兴人怨。於是悉听复注，普停洗。既蒙复注，则莫不成官。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。臣谓宋、齐二代，士庶不分，杂役减阙，职由於此。自元嘉以来，籍多假伪，景平以前，既不系检，凡此诸籍，得无巧换。今虽遗落，所存尚多，宜有徵验，可得信实，其永初、景平籍，宜移还上省。窃以为晋籍所馀，须加宝爱，若不留意，则远复散失矣。不识胄允，非谓衣冠，凡诸此流，罕知其祖。假称高、曾，莫非巧伪，质诸文籍，奸事立露，徵覆矫诈，为益实弘。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，而尽日科校，唯令史独入，籍既重实，不可专委群细。若入库检籍之时，直郎、直都，应共监视，写籍皆於郎、都目前，并皆掌置，私写、私换，可以永绝。事毕郎出，仍自题名。臣又以为巧伪既多，并称人士，百役不及，高卧私门，致令公私阙乏，是事不举。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即左人尚书，专共校勘。所贵卑姓杂谱，以晋籍及宋永初、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。若谱注通籍有卑杂，则条其巧谬，下在所科罚。”帝以是留意谱籍，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《百家谱》，由是有令史、书吏之职，谱局因此而置。始，晋太元中，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，大披群族，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，合七百一十二卷，士庶略无遗阙，其子孙代传其业。宋王弘、刘湛并好其书。弘日对千客，不犯一人讳。湛为选曹，始撰百姓谱，以助铨序，伤於寡略，齐王俭复加去取，得繁省之衷。僧孺为八十卷，东南诸族别为一部，不在百家之数。
按：魏、晋以来，最重世族，公家以此定选举，私门以此订婚姻，寒门之视华族，如冠屦之不侔。则夫徭役贱事，人之所惮，固宜其改窜冒伪，求自附流品，以为避免之计也。然徭役当视物力，虽世族在必免之例，而官之占田有广狭，泽之荫後有久近，若於此立法以限之，不劳而定矣。不此之务，而方欲改定谱籍，虽曰选谙究流品之人为郎、尚书以掌之，然伪冒之久者滋多，非敢於任怨者谁肯澄汰？如杨期、井韶至以耻愤构逆乱，则澄汰亦岂易言哉！
陈文帝天嘉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