祠三庙，三品以下不须爵者。四庙外有始封祖，通祠五庙。三品以上不得过九架，并厦两头。其三室庙制，合造五间，其中三间，隔为三室，两头各厦一间虚之，前後亦虚之。每室庙垣合开南门、东门，并有门屋。馀并请准《开元礼》及《曲台礼》为定制。其享献之礼，除依古礼用少牢特牲馈食外，有设时新及今时熟馔者并听。仍请永为定式。”敕旨宜依。
宋仁宗皇帝庆历元年十一月，南郊赦书，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创立家庙。
至和二年，宰臣宋庠言：“庆历郊祀赦书，许文武官立家庙，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，明喻上仁，因循顾望，遂逾十载，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，衣冠昭穆杂用家人，缘偷袭弊，甚可嗟也！臣尝因进对，屡闻圣言，谓诸臣专殖第产，不立私庙，宁朝廷劝戒有所未孚，将风教颓陵终不可复。睿心至意，形於叹息。臣每求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，诚亦有由。盖古今异仪，封爵殊制，因疑成惮，遂格诏书。礼官既不讲求，私家何缘擅立。且未信而望诚者，上难必责；定善而设教者，下或有违。若欲必如三代有冢嫡世封之重，山川国邑之常，然後议之，则坠典无可复之期。夫建宗┙，序昭穆，别贵贱之等，所以为孝，虽有过於为孝，殖产利，营居室，遗子孙之业，或与民争利，顾不以为耻，逮夫立庙，则曰不敢，宁所谓去小违古而就大违古也。今诸臣之惑，不亦甚乎！”於是下两制与礼官详定制度，而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定：“官正一品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；枢密使、知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同知枢密院、签书院事以上，见任、前任同，宣徽使、尚书、节度使、东宫少保以上，皆立三庙；馀官祭於寝。凡得立庙者，许嫡子袭爵（以主祭。其袭爵世降一等），死即不得作主庙，别祭於寝。自当立庙者，即其主。其子孙承代，不计庙祭、寝祭，并以世数亲疏皆祧；始得立庙者不祧，以比始封。有不祧者，通祭四庙、五庙。庙因众子立，而嫡长子在，则祭以嫡长子主之；嫡长子死，即不传其子，而传立庙者之长。凡立庙，听於京师或所居州县；其在京师者，不得於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。”既如奏，仍令别议袭爵之制。其後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，又朝廷难尽推袭爵之恩，遂不果行。
嘉三年，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言：“伏睹礼官详定家庙制度，平章事以上许立四庙。臣欲乞於河南府营创私庙，伏乞降敕指挥。”从之。
元丰时，彦博言：“先立家庙，岁八祭，用酒以臣随行公使酒供办。今臣致仕，不欲沽酒以祭，乞於河南府公使库逐祭寄造酒十石。”乃从之。
司马温公作《文潞公先庙碑记》曰：“先王之制，自天子至於官师皆有庙。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居室为後。及秦，非笑圣人，荡灭典礼，务尊君卑臣，於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。汉世，公卿贵人多建祠堂於墓，所在都邑则鲜焉。魏、晋以降，渐复庙制。其後遂著於令，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。唐侍中王不立私庙，为执法所纠，太宗命有司为之营构以耻之，是以唐世贵臣皆有庙。及五代荡析，士民求生有所未遑，礼颓教侈，庙制遂绝。宋兴，夷乱苏疲，久而未讲。仁宗皇帝闵群臣贵极公相祢食於寝，侪於庶人。庆历元年，因郊祀赦，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。令虽下，有司莫之举，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际，往往不知庙之可设於家也。皇二年，天子宗祀礼成，平章事宋公奏言，请下礼官儒臣议定制度。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请：‘平章事以上立四庙，东宫少保以上三庙，其馀器服仪范俟更参酌以闻。’是岁十二月，诏如其请。既而在职者违慢相仗，迄今庙制卒不立，公卿亦安故习，常得诿以为辞，无肯唱众为之者，独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庙河南。明年七月有诏可之，然尚未知筑构之式，靡所循依。至和初，西镇长安，访唐朝之存者，得杜岐公遗迹，止馀一堂四室及旁两翼。嘉元年，始仿而营之，三年增置前两庑及门东庑，以藏祭器，西庑以藏家谱，斋坊在中门之右，省牲、展馔、视涤濯在中门之左，庖厨在其东南，其外门再重，西折而南出。四年秋，庙成，公以入辅出藩未尝逾时，安处於洛。元丰三年秋，留守西都，始衅庙而祀焉。”公以庙制未备不敢作主，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神版，采唐周元阳议，祀以元日寒食，春秋分、冬夏至致齐一日。又以或受诏之四方，不常其居，乃配古诸侯载迁主之义，作车奉神版以行。此皆礼之从宜者也。
徽宗大观四年，议礼局议：“执政以上祭四庙，为通祭三庙。”“古无祭四世之文，又侍从官以至匹庶，通祭三世，无等差多寡之别，岂礼意乎？古者，天子七世，今太庙已增为九室，则执政视古诸侯，以事五世，不为过矣。先王制礼，以齐万有不同之情，贱者不得僭，贵者不得逾。故事二世者，虽有孝思追远之心，无得而越，事五世者，亦当以及焉。今恐夺人之恩，而使通祭三世，徇流俗之情，非先王制礼等差之义。可文臣执（官）、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，文武升朝官祭三世，馀祭二世。”“应有私第者，立庙於门内之左，如狭隘，听於私第之侧。力所不及，仍许随宜。”“古者，寝不逾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