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迁，翼祖既迁而复，其失自崇宁始。为熙宁之说，则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，宜与稷、契无异。然商、周之祖稷、契谓其始封而王业之所由起也。稷、契之先自帝喾至於黄帝，谱系甚明，岂以其上世不传而遂尊为始祖邪？为崇宁之说，则曰自我作古而已。夫事不师古，尚复何言，宜其变乱旧章而无所稽考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成宫、僖宫灾，讥其当毁而不毁也；书立武宫、炀宫，讥其不当立而立也。然则宗庙不合於礼，圣人皆贬之矣。又况出於一时用事之臣私意臆说，非天下之公论者，岂可因循而不革哉？臣窃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，追崇四庙以致孝享，行之当时可也，至於今日世远亲尽，迭毁之礼，古今所同，所当推尊者，太祖而已。董┍奏请，深得礼意，而其言尚有未尽。盖前日之失，其甚大者有二：曰‘太祖之名不正，大之礼不行’是也。今日之议其可疑者有四：曰‘奉安之所、祭享之期、七世之数、感生之配’是也。古者庙制异宫，则太祖居中，而群庙列其左右。後世庙制同堂，则太祖居右，而诸室皆列其左。古者享，朝践於堂，则太祖南向，而昭穆位乐西；馈食于室，则太祖东乡，而昭穆位于南北。後世享一於堂上，而用室中之位，故唯以东乡为太祖之尊焉。若夫群庙迭毁，而太祖不迁，则其礼尚矣。臣故知太祖即庙之始祖，是为庙号，非谥号也。惟我太宗嗣服之初，太祖皇帝庙号已定，虽更累朝，世次犹近，每於享，必虚东乡之位，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。迨至熙宁，又尊僖祖为庙之始祖，百世不迁，享东乡，而太祖常居穆位，则名实舛矣。倘以熙宁之礼为是，则僖祖当称太祖，而太祖当改庙号。此虽三尺之童，知其不可。至於太祖不得东乡，而庙号徒为虚称，则行之六十馀年，抑何理哉？然则太祖之名不正，前日之失大矣。《大传》曰：‘礼，不王不。王者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’《祭法》所谓‘商人、周人喾’是也。商以契为太祖，喾为契所自出，故喾而以契配焉。周以稷为太祖，喾为稷所自出，故喾而以稷配焉。《仪礼》曰‘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，诸侯及其太祖，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。’盖士大夫尊祖，则有时祭而无；诸侯及其太祖，则有而无；其祖之所自出，惟天子得行之，《春秋》书鲁用王礼故也。郑氏以其祖之所自出为祭天，又谓宗庙之，毁庙之主合食於大祖，而亲庙之主各祭於其庙，考之於经，皆无所据。惟王肃之说得之。前代，礼多从郑氏。国朝熙宁以前，但以亲庙合食，为其无毁庙之主故也。惟我太祖之所自出，是为宣祖，当时犹在七庙之数，虽未能如古，然亦不敢废也。其後尊僖祖为庙之始祖，而僖祖所出，系序不著，故礼废。自元丰宗庙之祭，止於三年一，则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诸侯。渎乱等威，莫此为甚。然则大之礼不行，前日之失大矣。臣愚欲乞考古验今，断自圣学，定七庙之礼，成一王之制。自僖祖至於宣祖，亲尽之庙当迁；自太宗至於哲宗，昭穆之数已备。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，永为庙之始祖。每岁五享告朔、荐新，止於七庙。三年一，则太祖正东乡之位，太宗、仁宗、神宗南乡为昭，真宗、英宗、哲宗北乡为穆。五年一，则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庙，而以太祖配焉。如是，则宗庙之事尽合《礼经》，无复前日之失矣。乃若可疑者，臣请辨之。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，而献、懿二祖又在其先，当时欲正景帝东乡之位，而议迁献、懿之主，则或谓藏之夹室，或谓毁瘗之，或谓迁於陵所，或谓当立别庙，卒从陈京之说，於德明、兴圣之庙。盖皋陶、凉武昭王皆唐之远祖也，故以献、懿焉。惟我宣祖而上，正如唐之献、懿，而景灵崇奉圣祖之宫，亦德明、兴圣之比也。臣窃谓四祖神主宜放唐礼於景灵宫天兴殿，方今巡幸，或寓於天庆观圣祖殿焉，则奉安之所无可疑者。昔唐献、懿於兴圣，遇即庙而享之。臣窃谓四祖神主於天兴，大之岁，亦当就行享礼，既足以全太祖之尊，又足以极追远之孝。考之前代，实有据依，则祭享之期，无可疑者。《礼》曰：‘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’则是四亲二祧，止於六世，而太祖之庙不以世数为限也。《书》曰‘七世之庙可以观德’，盖举其总数而言，非谓七庙之祖，庙犹未毁也。是以周制考之，在成王时，以亚圉、太王、文王为穆，以公叔祖类、王季、武王为昭，并太祖后稷为七庙焉。高圉於成王为七世祖，己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则其庙毁矣。惟我宣祖虽於陛下为七世祖，亦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则其礼当迁，无可疑者。又言宗庙之礼，有天下者事七世，百王之所同也，而崇宁以来增为九世。三年一，则叙昭穆而合食於祖，百王之所同也，而去冬享祖宗并为一列，谓之随宜设位。夫增七庙而为九，踵唐开元之失，其非礼固己甚明。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为，则历代盖未尝闻。究其所因，直以庙之前楹迫狭，惮於增广而已。夫重葺数椽之屋，轻变千古之礼，臣所未谕。且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。今行朝官府下逮诸臣之居，每加营缮，顾於宗庙，独有所靳，节用之术，岂在是乎？大抵前日之肆为纷更，则曰‘自我作古’；今日之务为苟简，则曰‘理合随宜’，要皆无所据依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