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富之。’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教之。’故知国足则政康，家足则教从，反是而理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家足不在於逃税，国足不在於重敛，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，重敛则多养羸而国贫，不其然矣（管子曰：‘以正户籍，调之养羸。’羸者，大贾蓄家也。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，则至浮浪，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，自收其利也）。三王以前，井田定赋。秦革周制，汉因秦法。魏晋以降，名数虽繁，亦有良规，不救时弊。昔东晋之宅江南也，慕容、符、姚迭居中土，人无定本，伤理为深，遂有庚戍土断之令，财丰俗阜，实由於兹。其後法制废弛，旧弊复起，义熙之际，重举而行，已然之效，著在前志。隋受周禅，得户三百六十万，开皇九年平陈，又收户五十万，洎於大业二年，干戈不用，唯十八载，有户八百九十万矣（自平陈後，又加四百八十馀万）。其时承西魏丧乱，周、齐分据，暴君慢吏，赋重役勤，人不堪命，多依豪室，禁网隳紊，奸伪尤滋。高睹流冗之病，建输籍之法，於是定其名，轻其数，使人知为浮客，被强家收大半之赋，为编奉公上，蒙轻减之征（浮客，谓避公税，依强家作佃家也。荀悦论曰：‘公家之惠，优於三代；豪强之暴，酷於亡秦。是惠不下通，威福分於豪人也。’高设轻税之法，浮户悉自归於编户，隋代之盛，实由於此）。先敷其信，後行其令，庶怀惠，奸无所容。隋氏资储遍於天下，人俗康阜，之力焉。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，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，才如隋氏之数。圣唐之盛，迈於西汉，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，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（贞观以後，加五百九十万，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馀万也。汉武黩兵，人口减半，末年追悔，方息征伐。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，经七十馀载，有户千二百二十馀万。唐百三十馀年中，虽时起兵戎，都不至减耗，而浮浪日众，版图不收，若比量汉时，实合有加数。约计天下人户，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）。直以选贤授任，多在艺文，才与职乖，法因事弊，隳循名责实之义，阙考言询事之道。习程典，亲簿领，谓之浅俗，务根本，去枝叶，目以迂阔。职事委於郡胥，货贿行於公府，而至此也。自建中初，天下编百三十万，赖分命黜陟，重为按比，收入公税，增倍而馀（诸道加出百八十万，共得三百一十万）。遂令赋有常规，人知定制，贪冒之吏，莫得生奸，狡猾之，皆被其籍。诚时之令典，拯弊之良图（旧制：百姓备公上，计丁定庸调及租，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，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。自兵兴以後，经费不充，於是徵敛多名，且无常数，贪吏横恣，因缘为奸，法令莫得检制，庶不知告诉。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，或假名入仕，或托迹为僧，或占募军伍，或依倚豪族，兼诸色役，万端蠲除。钝劣者即被徵输，困竭日甚。建中新令，并入两税，常额既立，加益莫由，浮浪悉收，规避无所）。而使臣置制各殊，或有轻重未一，仍属多故。兵革氵存兴，旧额既在，见人渐艰。详今日之宜，酌晋、隋故事，版图可增其倍，征缮自减其半。赋既均一，人知税轻，免流离之患，益农桑之业，安人济用，莫过於斯矣（计诸簿帐所收，可有二百五十馀万户。按历代户口，多不过五，少不减三，约计天下，除有兵马多处食盐，足知见在之数。者采晋、隋旧典制置，可得五百万矣。以五百万户共黜二百五十万户税，自然各减数）。古之为理也，在於周知人数，乃均其事役，则庶功以兴，国富家足，教从化被，风齐俗一。夫然，故灾不生，悖乱不起。所以《周官》有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、县、遂之制，维持其政，纲纪其人。孟冬司徒献民数於王，王拜而受之，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。及理道乖方，版图脱漏，人如鸟兽，飞走莫制，家以之乏，国以之贫，奸宄渐兴，倾覆不悟，斯政之大者远者，将求理平之道，非无其本欤！”
宪宗元和时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。
史官李吉甫撰《元和国计簿》十卷，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，管州府二百九十三，县一千四百五十三，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（其凤翔、坊、宁、镇武、泾原、银夏、灵盐、河东、易定、魏博、镇翼、范阳、沧景、淮西、淄清十五道七十一州，并不申户口数目）。每岁赋入倚办，止於浙西、浙东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等道，合四十州，一百四十万户，比量天宝供税之户，四分有一。天下兵戎，仰给县官八十三万馀人，比量士马，三分加一，率以两户资一兵。其他水旱所损徵科妄敛，又在常役之外。
六年，制：“自定两税以来，刺史以户口增损为其殿最，故有析户以张虚数，或分产以系户名，兼招引浮客，用为增益，至於税额，一无所加。徒使人心易摇，土著者寡。观察使严加访察，必令诣实。”
衡州刺史吕温奏：“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，除贫穷死绝、老幼单独不支济外，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。臣到後团定户税，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。昨寻旧案，询问闾里，承前徵税并无等第；又二十馀年都不定户，存亡孰察，贫富不均。臣不敢因循，设法团定，检获隐户数约万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