於七，不列昭穆，不定迭毁。孝元帝时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，请依典礼。孝文、孝武、孝宣皆以功德茂盛，为宗不毁。孝宣尊崇孝武，庙称世宗。中正大臣夏侯胜犹执异议，不应为宗。至孝成皇帝议犹不定。太仆王舜、中垒校尉刘歆据经传义处不可毁，上从其议。古人据正重顺，不敢私其君父，如此其至也。後遭王莽之乱，光武皇帝受命中兴，庙称世祖。孝明皇帝政参文、宣，庙称显宗。孝章皇帝至孝，仁恩博大，庙称肃宗。比方前世，得礼之宜。自此以下，政事多衅，权移臣下，嗣帝殷勤，各欲褒崇至亲而已，臣下懦弱，莫敢执夏侯之直。今圣朝遵古复礼，以求厥中，诚合事宜。孝元皇帝世在第八，光武皇帝世在第九，故以元帝为考庙，尊而奉之。孝明遵述，亦不敢毁。孝和以下，穆宗、恭宗、敬宗、威宗之号皆宜省去。五年而再殷祭，合食於太祖，以遵先典。”议遂施行。
按：西都郊祀之制，因秦五未尝有祭天之礼；东都宗庙之制，代代称宗，未尝有祧迁之法。此二失者，因循既久，不能革正。然郊天之礼，至王莽而後定；七庙之法，至董卓而後定。盖权奸擅国，意所欲行，不复依违顾忌，故反能矫累代之失。然礼虽稍正，而国且亡矣，可胜慨哉！
又按：蔡邕所定高祖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为七庙。其说似矣。但以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功德无殊，而有过差，奏毁之，则所谓近帝四者，乃光武、明帝、章帝、灵帝也。按古之所谓天子七庙者，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，其下四世，则当代人主之高、曾、祖、父也。此四代者，不以有功而存，不以有过而废。今以献帝言之，灵其父也，桓其祖也，安其曾祖也，和其高祖也。今舍其高、曾、祖三世，而以其父上继五世之祖，於义何所当乎？当时此议虽一出董卓，帝无所预。然东汉自和帝而後，皇统屡绝，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继和帝，顺、桓二帝以河间王之孙入继安帝，灵帝以河间王之曾孙入继桓帝。至灵帝方有亲子为献帝，是则献帝之所谓父者亲父，所谓高祖、曾祖、及祖者，乃所继之大宗也。自安、顺以来，既入嗣大位，即以非礼崇其私亲之父母，而昧两统二父之义，往往於大宗与私亲阴有厚薄，伯喈岂亦习闻时指，阴有谄附邪？不然何，所祧毁者皆所嗣之大宗，而竟以灵帝上继章帝，初不问其世次之悬隔，是岂得为知礼者乎？
魏文帝受禅，追尊大父曰大皇帝（讳嵩，後汉太尉，大长秋腾养子也），考曰武皇帝。以洛京宗庙未成，乃祠武帝於建始殿，亲执馈奠，如家人礼。
《晋志》曰：“《礼》，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庶人无庙，则祭於寝，帝者行之，非礼甚矣！”
明帝太和三年，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，并在邺庙。庙之所祠，则文帝之高祖处士（沛国谯人曹萌）、曾祖高皇（萌之子腾）、祖大皇帝共一庙，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，百代不毁，所祠止於亲庙四室。其年十一月，洛京庙成，则以亲尽迁处士主，置园邑，使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祖以下神主，共一庙，犹为四室而已。
景初元年六月，群公更奏定七庙之制，曰：“武皇帝肇造洪业，为魏太祖。文帝继天革命，为魏高祖。上集成大命，宜为魏烈祖。於太祖庙北为二祧，其左为文帝庙，号曰高祖，昭祧；其右拟明帝，号曰烈祖，穆祧（其明帝时见在造庙及称祖，当时之制，非前代旧规也）。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。其馀四庙，亲尽迭迁，一如周后稷、文武庙祧之礼。”
吴孙权不立七庙，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，乃於临湘县立坚庙。依後汉奉南顿故事，令太守奉祠。後又尊坚庙曰始祖庙，而不在京师，於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庙。子亮立，明年，於宫东立权庙曰太祖庙，既不在宫南，又无昭穆之制。
晋武帝受禅，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，伯考景王为景皇帝，考文王为文皇帝。
太始二年，有司奏置七庙。帝重其役，诏宜权立一庙。於是群臣议奏：“上古清庙一宫，尊远神。逮至周室，制为七庙，以辨宗祧。圣旨深宏，远迹上世，敦崇唐、虞，舍七庙之繁华，遵一宫之远旨。舜承尧禅，受终於文祖，遂陟帝位，盖三十载，月正元日，又格於文祖，此则虞氏不改唐庙，因仍旧宫。可依有虞氏故事，即用魏庙。”奏可。於是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、京兆府君，与宣皇帝、景皇帝、文皇帝为三昭三穆。是时宣皇未升，太祖虚位，所以祠六世，与景帝为七庙。其礼则据王肃说也。七月，又诏曰：“前奏就魏旧庙，诚亦有准。然祗奉神明，情犹未安，宜更营造。”於是改创宗庙。
庙制：於中门外之左，通为屋，四阿。殿制：堂高三尺，随见庙数为室，代满备迁毁。
神主尺二寸，后主一尺与尺二寸中间。木以栗。
六年，因庙陷，当改创，群臣议奏曰：“古者七庙异所，自宜如礼。”又曰：“古虽七庙，自近代以来，皆一庙七室，於礼无废，於情为叙，亦随时之宜。”至十年，乃更改筑於宣阳门内，穷极壮丽，然坎位之制犹如初耳。
武帝崩，迁征西（六世祖）。惠帝崩，迁豫章（五世祖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