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钱以二当铜钱一，行一年，又以三当一，或以五当一，罢官炉日铸，且行旧钱。知泽州李昭遘亦言河东民烧石炭，家有橐冶之具，盗铸者莫可诘，而北虏亦能铸铁钱，以易并边铜钱而去，所害尤大。朝廷尝遣鱼周询、欧阳修分察两路钱利害，至庆历末，遂命学士张方平、宋祁，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杂议。时叶清臣复为三司使，与方平先上陕西钱议，曰：“关中用大钱，本以县官取利大多，致奸人盗铸，其用日轻。比年以来，皆虚高物估，始增直於下，终取偿於上，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，乃罹亏损之实害。救弊不先自损，则法未易行。请以江南、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三。”又言：“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，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，若铸大铜钱无利，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。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。”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，亦以三当一，且罢官所置炉。朝廷皆施用其言。自是奸人稍无利，犹未能绝滥钱。其後，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，又令陕西大铜钱、大铁钱皆以一当二，盗铸乃止。然令数变，兵民耗於资用，类多咨怨，久之始定。
神宗熙宁四年，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言：“顷岁西边用兵，始铸当十钱。後兵罢，多盗铸者，乃以当三，又减作当二，行之至今，铜费相当，盗铸衰息。请以旧铜、铅尽铸当二钱。”从之。其後折二钱遂行天下。
庆历中，陕西、河东皆用铁钱，後小铁钱独行於河东，而陕西许用铜钱，及大铁钱以一折二。然小铁钱凡四十万缗积在同、华二州，熙宁诏赐河东，以铁偿之。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，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。秦凤转运使熊本言：“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，及铜钱千易当二钱千，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！千钱为铁六斤，铸为钱二千，而以铜钱千易之，官失多矣。又钱多，一年改铸未得竟也。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，才易其半，又禁其通行大钱，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，何以救灾？”
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：“臣向者再总邦计，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，天下岁入茶、盐、酒税，杂利仅五千万缗。公私流布，日用而不息，上自社稷百神之祀、省御供奉、官吏廪禄、军师乘马、征戍聘赐，凡百用度，斯焉取给，出纳大计备於此矣。景德以前，天下财利所入，茶、盐、酒税，岁课一千五百馀万缗。太宗以是料兵阅马，平河东，讨拓跋，岁有事於契丹。真宗以是东封岱宗，西祀汾雎，南幸亳、宋，未尝闻加赋於民，而调度克集。至仁宗朝，重熙累盛，生齿繁庶，食货滋殖。庆历以後，财利之入，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时，而国计之费，更称不赡。则是本末之源，盈虚之数，其疏阔不侔久矣。陛下悯时事之积弊，志在变而通之，创立法制，凡大措置事以十数，要在经国利民，崇德而广业也。其中率钱募役一法，为天下害实深，且举应天府为例，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馀户，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，绢四万七百有零匹，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，是谓正税，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，已是因循弊法。然虽有钱数，实不纳钱，并系折纳帛，惟屋税五千馀贯，旧纳本色见钱。大体古今赋役之制，自三代至於唐末、五代，未有输纳之法也。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文，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馀贯，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，此乃岁输实钱三千馀贯。又弛边关之禁，开卖铜之法，外则泄於四夷，内则纵行销毁。鼓铸有限，坏散无节，钱不可得，帛益贱。凡公私钱币之发敛，其则不远。百官、群吏、三军之俸给，夏秋籴买帛、坑冶场监本价，此所以发之也；屋庐正税、茶盐酒税之课，此所以敛之者也。民货布之丰寡，视官钱所出之多少，官钱出少，民已乏，则是常赋之外，钱将安出？”
自王安石为政，始罢铜禁，奸民日销钱为器，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，国用日耗。又青苗、助法皆徵钱，民钱荒，故方平极言之。
八年，皮公弼又请铸铁折二钱，从之。
御史周尹言：“臣去冬奉使，经由永兴、秦凤路，伏见盗铸钱不少，问其本末，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，而民盗铸者费少利倍。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，约有数百万馀贯，民收藏者犹不在其数。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，後来减为折三，近岁又作折二，已於国家重货十损其八，若更作一文行用，即又损一分，所以不当，辄有奏请。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万数不多，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，仍行改铸，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。即一年之内，除节假、旬假，实有三百日，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，计三二年，未满数百万贯，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！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，即民盗铸定亦不可止绝。臣欲望作折二铸钱，更不别行改铸，亦不须拣选，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，则盗铸者所获之利，不充所费，自然无复冒禁作过，岁省重辟，而农商交易获众货流通之利。且约官中所有，止就四百万贯言之，若以二为一，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，致力简省，便可得用。”
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，每年铸铜、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。内铜钱十七监，铸钱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