祠。《周礼》，天子有夫人，有嫔，有世妇，有女御。独云“帅九嫔”，举中云也）。乃礼天子所御，带以弓，授以弓矢于高之前（，大木反。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，於祠，大祝酌酒，饮於高之庭，以神惠显之也。带於弓，授以弓矢，求男之祥也。《王居明堂礼》曰：“带以弓，礼之下，其子必得天材。”疏曰：“祭高既毕，祝官乃礼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，谓酌酒以饮之。饮酒既毕，乃属带此所御之人以弓，又授之以弓矢於高之前，而北面也。礼此所御之人於神之前，在坛上，御者在下，故云下。以祭神必福降，故云其子必得天材。”《月令》 朱子《生民诗集传》曰：“古者立郊，盖祭天於郊，而以先媒配也。变‘媒’言‘’者，神之也。其礼以元鸟至之日用太牢祀之。姜原出祀郊，见大人迹而履其拇，遂歆歆然如有人道而震动有娠，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。”陈氏曰：“高事当以《毛诗传》及《朱子集传》为正。”）。
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，甚喜，始立为高之祠於城南，祭以特牲（晋博士У云：“汉武帝晚得太子，始为立高之祠。高者，人之先也，故立石以为主，而祀之以太牢也。”）。
後汉因之，祀於仲春之月。
魏坛有石（青龙中造。许慎云：“山阳人以石为主。”）。
晋以仲春之月，高祠於城南，祀以特牲。惠帝元康六年，高坛上石中破。博士议：“《礼》无高置石之文，未知设造所由。既已毁破，可无改造。”束议以为石在坛上，盖主道也。《礼》，祭器币则埋而置新，今宜埋而更造，不宜遂废。後得高堂隆故事，诏更镌石令如旧，制高坛上，埋破石入地一丈（按：江东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，处如竹叶，小屋覆之。宋文帝元嘉中，修庙所得石。陆澄以为晋孝武时郊石，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。或曰：“百姓祀其傍，或谓之落星也。”）。
北齐制高坛於南郊旁，广轮二十六尺，高九尺，四陛，三。每岁元鸟至之日，皇帝亲帅六宫，祀青帝於坛，以太配，而祀高之神以祈子。其仪：青帝北方南向，配帝东方西向，神坛下东陛之南，西向。礼用青束帛，牲共以一太牢。皇帝衮冕乘玉辂，皇后衤韦衣乘重翟。皇帝初献，降自东陛；皇后亚献，降自西陛，并诣便座；夫人终献。上嫔献於神讫，帝及后并诣攒位，乃送神。皇帝皇后及群嫔皆拜，乃撤就燎，礼毕而还。
隋亦以元鸟至日，祀高於南郊坛，牲用一太牢。
唐亦以仲春元鸟至之日，以太牢祀於高，天子亲往
宋仁宗景四年，御史张奎请亲祀高。下礼院定：筑坛南郊，春分之日祀青帝，本《诗》“克以祓”之义，配以伏羲、帝喾，以神从祀，报古为之先。以石为主，依东汉、晋、隋之旧，牲用太牢，乐以升歌，仪视先蚕，有司摄事，以乘舆所御弓矢、弓致神前，祀已，与胙酒进内，以礼所御，使斋戒受之。每岁孟春，有司申请，以俟上旨，命曰“特祀”。即用其年春分，遣官致祭。坛高九尺，周广二丈六尺，四出陛，陛广五尺，设三，别三十五步。青石主长三尺八寸，用木生成之数，形准庙社主，植坛上稍北，露首三寸。圭、币青色，牲用牛、羊、豕各一，如卢植说。乐章、祀仪准青帝，樽器、神座如句芒，唯有司摄事、受福不饮为异。祀前一日，内侍请皇后宿斋别寝，宫嫔从。斋庭量地设香案、褥位各二，重行南向，以望坛。又设褥位香案北，重行。皇后服衤韦衣，褥位以绯；宫嫔服宫中朝贺之服，褥位以紫。祀日，有司以福酒、胙肉、弓矢、弓授内臣、奉至斋所。置弓矢，弓於箱，在香案东；福酒於坫，胙肉於俎，在香案西。内臣引宫嫔诣褥位，东上，南向立；又诣皇后幄次，跪，请皇后行礼，导至褥位，南向立。请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。导皇后诣香案褥位上香三，带弓，受弓矢，转授内臣，诣於箱，又请再拜。内臣进胙，皇后受讫，转授内臣。次进福酒，内侍曰“请饮福”，饮讫，内臣又奏请再拜，乃解弓，内臣跪受置於箱，导皇后归东向褥位。又引宫嫔最高一人诣香案上香二，带弓，受弓矢，转授左右置於箱，请再拜，左右授福酒，请饮福，再拜，解弓，还位。又引以次宫嫔，悉如上仪。俟俱复位，内侍奉请皇后诣南向褥位，皆再拜。内侍跪奏“礼毕”，导皇后归幄次，宫嫔并退。是岁，宫中又置赤帝像，以祈皇嗣。
宋神宗元丰四年，天章阁待制罗拯言：“高坛在南郊，制不甚广，上设神位三，皆密列祭器，执事之人殆不容足，祀官奠献，或侧身拜於褥位。乞令修展，以叶礼制。”诏太常、礼院详定以闻。礼官言：“高坛高八尺，广二十六尺，上以青帝为主，伏羲、高辛配侑，高设位坛下。坛上神位三，陈设祭器、乐架，实为狭隘，酌奠拜跪及执事进退，不可观礼。按《祀仪》：青帝坛广四丈，高八尺。今祠高，既以青帝为主，其坛之高广，请如青帝之制。”从之。
尚书礼部言：“先农正座帝神农氏，祝文云‘以后稷配神作主’，配座后稷云‘作主侑神’。谨按《春秋公羊传》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