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，而以畀其子孙。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。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，然商惟十一征；周惟灭国者五十，其馀诸侯皆袭前代所封，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。周虽大封同姓，然文昭武穆之邦，与国咸休，亦未闻成康而後，复畏文武之族Τ而必欲夷灭之，以建置已之子孙也。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。自其出於公心，则选贤与能，而小大相维之势，足以绵千载；自其出於私心，则忌疏畏Τ，而上下相猜之形，不能以一朝居矣。景武之後，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，於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，不过食其邑入而已，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。然则汉虽惩秦之弊，复行封建，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，而实无唐虞、三代之公心，为诸侯者既获裂土，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，故不久而遂废。逮汉之亡，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，而成孤立之势。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，魏文帝忌其诸弟，帝子受封有同幽絷，再传之後，主势稍弱，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，曾无顾惮。晋武封国至多，宗藩强壮，俱自得以领兵卒，置官属，可谓惩魏之弊矣，然八王首难，阻兵安忍，反以召五胡之衅。宋、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，名为藩镇，而实受制於典签、长史之手，每一易主，则前帝之子孙歼焉，而运祚卒以不永。梁武享国最久，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，专制一方，可谓惩宋、齐之弊矣，然诸王拥兵，捐置君父，卒不能止侯景之难，然则魏、宋、齐疏忌骨肉，固以取亡，而晋、梁崇奖宗藩，亦不能救乱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，而王绾、李斯、陆士衡、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，亦不可得而偏废矣。今所论著，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，国名之见於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，如共工、防风氏，以至邶、、樊、桧之类是也。春秋十二列国，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，不复赘叙，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。若诸小国之事迹，见於《春秋》三传、杂记者，则仿世家之例，叙其梗概，邾、莒、许、滕以下是也。汉初诸侯王、王子侯、功臣外戚恩泽侯，则悉本马、班二史年表，东汉以後无年表可据，则采摭诸传，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。列侯不世袭始於唐，亲王不世袭始於宋，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。作《封建考》第二十。凡十八卷。
昔三代之时，俱有太史，其所职掌者，察天文、记时政，盖合占候、纪载之事，以一人司之。汉时，太史公掌天官，不治民，而纟由史记、金匮、石室之书，犹是任也。至宣帝时，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，其修撰之职，以他官领之，於是太史之官，唯知占候而已。盖必二任合而为一，则象纬有变，纪录无遗，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，而推其休祥。然二任之隳废离隔，不相为谋，盖已久矣。昔《春秋》日食不书日，而史氏以为官失之，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，故疏略如此。又尝考之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而日食三十六；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，其二百九十三年，而搜考史传，书日食凡七而已，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。自汉而後，史录具在，天下一家之时，纪载者递相沿袭，无以知其得失也。及南北分裂之後，国各有史，今考之：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後主祯明二年，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，此一百六十九年之，《南史》所书日食仅三十六，而《北史》所书乃七十九，其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，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。夫同此一苍也，食於北者其数过倍於南，理之所必无者，而又日月不相吻合，岂天有二日乎？盖史氏之差谬牾，其失大矣。悬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，虽庸奴举目可知，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，则星辰之迟留、伏逆、陵犯、往来，其所纪述，岂足凭乎（按：汉哀帝以日无精光、邪气连昏之事问待诏李寻，而寻所对，具言其故。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，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。二事见於李寻、严光传中，而以《汉志》考之，终哀帝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，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，亦可证其疏略也？）姑述故事，广异闻耳。天文志莫详於晋、隋，至丹元子之《步天歌》，尤为简明。宋《两朝史志》言诸星去极之远近，《中兴史志》采近世诸儒之论，亦多前史所未发，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於篇。作《象纬考》第二十一，首三垣、二十八宿之星名、度数，次天汉起没，次日月、五星行度，次七曜之变，次气。凡十七卷。
《记》曰：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”盖天地之，有妖必有祥，因其气之所感，而证应随之。自伏胜作《五行传》，班孟坚而下踵其说，附以各代证应为《五行志》，始言妖而不言祥。然则阴阳五行之气，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？其亦不达理矣。虽然，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。治世则凤凰见，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，然汉桓帝元嘉之初、灵帝光和之际，凤凰亦屡见矣，而桓、灵非治安之时也。诛杀过当，其应为恒寒，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，然汉文帝之四年，亦以六月雨雪矣，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。斩蛇夜哭，在秦则为妖，在汉则为祥，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？僵树虫文，在汉昭帝则为妖，在宣帝则为祥，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？前史於此不得其说，於是穿凿附会，强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