愈众。郑叔清为京兆尹，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。上元元年，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，“开元”旧钱与乾元十当钱，皆以一当十，碾鬻受，得为实钱，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，由是钱有虚实之名。
史思明据东都，铸“得一元宝”钱，径一寸四分，以当“开元通宝”之百。既而恶“得一”非长祚之兆，改其文曰“顺天元宝”。
代宗即位，“乾元重宝”钱以一当二，重轮钱以一当三，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。自第五琦更铸，犯法者日数百，州县不能禁止，至是人甚便之。其後民乾元、重轮二钱铸为器，不复出矣。
当时议者以为：“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。《王制》：上农食九人，中农夫七人。以中农夫计之，为六千三百万人。少壮相均，人食米二升，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，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，而衣倍之，吉凶之礼再倍，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，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，以贵贱丰俭相当，则米之直与钱均也。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，一顷出米五十馀斛，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。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，其铜贵钱贱，有铸以为器者，不出十年，钱几尽，不足以周当世之用。”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、岭诸州，任土所出，皆重粗贱弱之货，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。於是积之江淮，易铜铅薪炭，广铸钱，每岁得十馀万缗，输京师及荆、扬二州，自是钱日增矣。
建中元年九月，户部侍郎韩洄上言：“江淮钱监，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，输於京师，度工用转送之费，每贯计钱二千，是本倍利也。”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，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。请增工凿山以取铜，兴洛源故监，置十炉铸之，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，度用工转送之费，贯计钱九百，则浮本矣。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。”从之。
二年八月，诸道盐铁使包佶奏：“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，交下粗恶，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，馀并铅锡铜荡，不敷斤两，致使绢价腾贵，恶钱渐多。访闻诸州山野地窖，皆有私钱，转相货易，奸宄渐深。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，切加禁断。”
贞元九年正月，张滂奏：“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。伏以国家钱少，损失多门。兴贩之徒，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，造写器物，则斤直六百馀。有利既厚，销铸遂多，江淮之，钱实减耗。伏请准从前敕文，除铸镜外，一切禁断。”
十年六月，敕：“今後天下铸造、买卖铜器，并不须禁止，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。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，如有销钱为铜者，以盗铸钱罪论。”
十四年十二月，盐铁使李若初奏：“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，缯帛价轻，禁止见钱不令出界，致使课利有缺，商贾不通。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，勿使禁止。”从之。
宪宗以钱少，复禁用铜器。时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、诸使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“飞钱”。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，搜索诸坊，十人为保。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，复置桂阳监，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。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。命商贾蓄钱者，皆出以市货，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，唯银无益於人，五岭以北，采银一两者流他州，官吏论罪。
元和四年，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，捕之；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，不问。复诏采五岭银坑，禁钱出岭。六年，货易钱十缗以上者，参用布帛。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，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，疏拒马河水铸钱，工费尤省，以刺史李听为使，以五炉铸，每炉月铸钱三十万。自是河东锡钱皆废。自京师禁飞钱，家有滞藏，物价顿轻。判度支卢坦、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、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飞钱，每千缗增给百钱，然商人无至者。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，然钱重币轻如故。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，每匹加旧估十之一。会吴元济、王承宗连衡拒命，以七道兵讨之，经费屈竭。皇甫建议，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，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。
十二年敕：“自今文武官僚，不问品秩高下，并公郡县主、中使，下至士庶、商旅、寺观、坊市，所有私贮见钱，并不得过五千贯。如有过此，许从敕出後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。如限内未了，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。限满违犯者，白身人处死；有官人等闻奏科贬，其贮钱纳官，五分取一充赏。”时京师里区肆所积，多方镇钱，如王锷、韩弘、李惟简，少者不下五十万贯。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，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，府县不能究治，竟不行。
先是，三年，诏：“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，委所在长吏，令收市货物，官中不得辄有程限，逼迫商人，任其货易，以求便利。周岁之後，此法遍行，朕当别立新规，设蓄钱之禁。所以先有告示，许其方员，意在他时行法不贷。”
按：後之为国者，不能制民之产，以均贫富，而徒欲设法，以限豪强兼并之徒。限民名田，犹云可也；限民蓄钱，不亦甚乎！然买田者志於吞并，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