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，或有止用古钱，不行新钱，致商货不通，贸迁颇隔。
孝明熙平初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上言：“窃寻太和之钱，孝文留心创制，後与五铢并行，此乃不刊之式。臣窃闻之，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，因其所宜，顺而致用。‘太和五铢’，虽利於京邑之肆，所不入徐、扬之市（徐，今彭城琅琊郡地。扬，今寿春郡地）。土货既殊，贸鬻亦异，便於荆、郢之邦者，则碍於兖、徐之域（荆，今南阳郡地。郢，今汝南郡地。兖，今鲁郡、东平郡地），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，王道贻隔化之讼。臣之愚意，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，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，虽有小大之异，并得通行，贵贱之差，自依乡价。庶货环海内，公私无壅。其不行之钱，及盗铸毁大为小，巧伪不如法者，据律罪之。”诏曰：“钱行已久，今东南有事，且可依旧。”
澄又奏：“‘太和五铢’乃大魏之通货，不朽之常模，宁可专货於京邑，不行於天下！但今戎马在郊，江疆未一，东南之州，依旧为便。至於京西、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，行之则不足为难，塞之则有乖通典。何者？布帛不可尺寸而裂，五则有负担之难，钱之为用，贯纟强相属，不假斗斛之器，不劳枰尺之平，济代之宜，便益於此。请并下诸方州镇，其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，不限大小，悉听行之。鹅眼、环凿，依律而禁。河南州镇先用钱者，既听依旧，不在断限。唯太和、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，其馀杂种，一用古钱，生新之类，普同禁约。诸方钱通用京师，其听依旧，使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，若盗铸钱者，罪当重宪。”诏从之。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，犹以他物交易，钱略不入於市。
二年冬，尚书崔亮奏：“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，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；苇池谷矿，一斗得铜五两；鸾帐山矿，一斗得铜四两；河内郡王屋山（今玉山县）矿，一斗得铜八两；南有青州苑烛山、齐州商山，并是往昔铜官，旧迹见在。谨按铸钱方兴，用铜处广，既有冶利，并许开铸。”诏从之。自後所行之钱，人多私铸，钱稍小薄，价用弥贱。建义初，重制盗铸之禁，开纠赏之格。
孝庄帝初，私铸者益更薄小，乃至风飘水浮，米斗几直一千。秘书郎杨亻品奏曰：“臣顷在雍州，表陈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，使人乐为，而俗弊得改。旨下尚书，八座不许。以今况昔，为理不殊，求取臣前表，经御披析。”亻品乃随宜剖说，帝从之，乃铸五铢钱。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：“四民之业，钱货为本，救弊改铸，王政所先。自顷以来，私铸薄滥，官司纠绳，挂网非一。在今铜价，八十一文得铜一斤，私造薄钱，斤馀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，得罪者虽多，奸铸者弥众。今钱徒有五铢之文，而无二铢之实，薄甚榆荚，上贯便破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沉。此乃因循有渐，科防不切，朝廷失之，彼复何罪。昔汉文以五分钱小，改铸四铢，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。此皆以大易小，以重代轻也。论今据古，宜改铸大钱，文载年号，以记其始，则一斤所成，七十六文。铜价至贱，五十有馀，其中人功、食料、锡炭、铅沙，纵复私营，不能自润。直置无利，应自息心，况复严刑广设。以臣测之，必当钱货永通，公私获允。”後遂用杨侃计。永安二年秋，诏更铸，文曰“永安五铢”，官自立炉，亦听人就铸，起自九月，至三年正月而止。官欲知贵贱，乃出藏绢，分遣使人於二市卖之，绢匹止钱二百，而私市者犹三百。利之所在，盗铸弥众，巧伪既多，轻重非一，四方州镇，用各不同。
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（即高恭之兄，字道让）上表求铸三铢钱曰：“盖钱货之立，本以通有无，便交易，故钱之轻重，世代不同。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，至景王时更铸大钱。秦兼海内，钱重半两。汉兴，以秦钱重，改铸荚钱。至孝文五年，复为四铢。孝武时，悉复销坏，更铸三铢，至元狩中，变为五铢，又造赤仄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，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罢五铢钱，至明帝复立。孙权江左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权赤乌五年，复铸大钱，一当千。轻重大小，莫不随时而变。况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没，人物凋零，军国用少，则铸小钱可以富益，何损於政，何妨於人也？且政兴不以钱大，政衰不以钱小，唯贵公私得所，政化无亏，既行之於古，亦宜效之於今矣。臣今请铸，以济交乏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，行之无损，国得其益。”诏将从之，事未就，会卒。
北齐神武霸政之初，犹用永安五铢。迁邺已後，百姓私钱，体制渐别，遂各以为名，有雍州青赤，梁州生厚、紧钱、古钱，河阳生涩、天柱、赤牵之称。冀州之北，钱皆不行，交贸者皆以绢布。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，仍依旧文更铸，流之四境。未几之，渐复细薄，奸伪竞起。
武定六年，文襄王以钱文五铢，名须称实，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，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，自馀皆准此为数。其京邑二市、天下州镇郡县之市，各置二秤，悬於市门，私人所用之秤，皆准市秤以定轻重。凡有私铸，悉不禁断，但重五铢，然後听用。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，或虽重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