祭地矣。盖特祭天地，乃报本之正祭也，故其礼一而专；并祭天地，因事而告祭也，不必拘其时，不必择其位，虽举望、祀、社，可以该地示，故其礼要而简。所谓‘礼虽不同，义各有当’者，此也。自汉以来，分冬至、夏至二祀为南、北郊。南郊则周人之圜丘也，北郊则周人之方泽也。然後之人主欲行亲郊之礼者，未闻以南郊为难，而常以北郊为难。夫五月虽盛暑之月，他事之当举、他事之当行者，未尝废也，而独难於北郊，何也？诸儒谬误之说惑之也。按《司服》：‘王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’惟祀地之服，经无明文，郑注亦未尝及之，贾公彦始为之疏曰：‘昆仑、神州亦服大裘可知。’夫贾公彦一时率尔之言，未尝深考其故，岂有夏至阳极之月，而可服大裘哉？而崔灵远恩、孔颖达与杜佑《通典》亦为是说，於是祀天地之服，不问寒暑，必服大裘，而北郊遂为不可行之礼。至本朝元中，议北郊礼，论者犹以大裘不可服为言，於是始有请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，若顾临等所言是也；有援虞、周告祭之礼，以证祀地之正祭者矣，如苏轼之言是也。因诸儒一时谬误之言，而欲废祀地之大典，可不惜哉！或曰：‘正祭、告祭之礼不同，而人主父事天，母事地，其心则一也。告祭不拘其时，不择其位，而可以对越天地，则正祭不拘其时，不择其位，奚为不可以对越天地乎？’曰：因天道之始而祀天，因地道之始而祀地，以类求类，此报本之祭也。当天道之始而祀地，於义何居？周公制礼，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其地不可易矣，周公岂欺我哉？”
又曰：“按《司服》：‘王祀昊天上帝，则大裘而冕。’先郑、後郑注皆云‘大裘之上，又有元衣’，何也？《玉藻》曰：‘君衣狐白裘，锦衣以裼之。君子羔裘豹饰，缁衣以裼之。狐裘，黄衣以裼之。’《论语》曰：‘缁衣羔裘，素衣裘，黄衣狐裘。’裘之上未尝无衣，裘而无衣，则近於亵矣。凡衣必象裘色，凡冕服皆元上下。大裘者，黑羔裘也。元衣之下，用黑羔裘，取其同色也。凡冕服皆元上下，何也？《易》曰：‘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’盖取诸乾坤。乾为天，其色元；坤为地，其色黄。但土旺於季夏，南方属火，其色赤黄，而兼赤为，故裳用也。《玉藻》曰：‘衣正色，裳色。’郑注云：‘谓冕服元上下是也。’自黄帝始备衣裳之制，舜观古人之象，绘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於衣，绣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於裳，凡十二章。历代皆然，至周而又备缫旒之数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祭之日，王被衮以象天，戴冕，ロ十有二旒，则天数也。’自衮冕而下，享先公则冕者，不敢以天子之服临先公也。祀四望、山川则毳冕，祭社稷、五祀则希冕，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。王者事天明，事地察，祭祀冕服，同乎异乎？曰：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；苍壁礼天，黄琮礼地。各因其类以象天地之性者，不容以不异也。冕服者，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、后土地，不容以不同也，但夏至不用大裘尔。《周礼 屦人》曰：‘凡四时祭祀，以宜服之。’夫屦犹辨四时之宜，则冕服可知矣。唐长孙无忌曰：‘天子祀天地，服大裘冕。按周郊祀被衮以象天，戴冕，ロ十二旒，与大裘异。《月令》：孟冬，天子始裘以御寒。冬至报天，启蛰祈，服裘可也；孟夏迎夏，龙见而雩，如之何而可服？故历代惟服衮章。’斯言也，信而有证矣。”
按：北郊之议，始於元丰初，至元丰六年始罢合祭，元七年复合祭，绍圣以後复罢之，政和四年始亲祀地於方泽。盖自元丰六年至宣和之末，共四十二年，凡十一郊，惟元七年一次合祭，及政和四年以後，四次亲祠方泽而已，其馀六郊则遂废地之祀矣。夫本以合祭为非礼，分祭为礼，至分合之议不决，则废亲祠，而权以上公摄事者且二十年。盖病其非礼，而反至於废礼，以为不当并祀於圜丘，而终不能亲祠於方泽，则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，三岁并祀南郊之为愈也。要之，《周礼》冬至圜丘，夏至方泽，其礼甚正，亦无难行者。诸儒议论所以不能以时决者，其拘牵有二：礼文烦缛则惮劳，赏赉优渥则惮费。如陈古灵之说，每遇亲郊之岁，一日宿太庙以告，一日宿北郊以祭地，一日宿南郊以祀天，是欲以二祀并在一时，则不至倍费矣，而执礼之劳加甚。如曾曲阜之说，亲郊之岁，依古礼以夏至亲祠方泽，一如郊礼，至冬至则举圜丘之祀，是以二祀分在二时，则不至甚劳矣，而赏赉之费倍增。然礼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，不可损略，而赏赉则五季姑息之敝政，何难更张？则如政和三年之诏，以郊天後一岁祭地方泽，应奉支赐务从简省，使有偏而不举之失，乃为至论。但恐当时方倡丰豫之说，繁费未必能省，所以中兴之後，国势倥偬。则不复能遵而行之也。
高宗绍兴元年，礼部、太常寺讨论：夏日至祭皇地，以太祖皇帝配。正配二位，每位樽、爵、笾、豆各一，实以酒脯、鹿，以献官一员行礼。立冬祭神州地，以太宗皇帝配，於天庆观望祭。
二年，礼官言：“国朝祀皇地，设位於坛之北方，南向。政和四年，礼局议设於南方，北向。今北面望祭，北向为难，且於经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