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云：‘介居二大国之间’。此云左、右个者，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，亦号明堂，分为三处听朔。既有三处，则有左右之义，在宫之内，明堂之外。人神有别，差无相干。”其议是非莫定，初尚未改。十二年，太常丞虞瞬复引《周礼》明堂九尺之筵，以为高下修广之数，堂崇一筵，故阶高九尺。汉家制度犹遵此礼。”於是毁宋太极殿，为明堂十二间）。
梁《明堂送神П雅》一曲，四言。《明堂遍歌》、《五帝登歌》五曲，四言。
陈祀昊天上帝、五帝於明堂，牲以太牢、粢盛六饭，羹、果蔬备荐焉。武帝以德帝配，文帝以武帝配。堂制：殿屋十二间，中央六间，依前代安六座，四方帝各依其方，黄帝居坤维，而配享坐依梁法。
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迁洛之後，宣武永平、延昌中，欲建明堂，而议者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。至明帝神龟中，复议之。元执政，遂营九室，值代乱不成，宗配之礼，迄无所设。
北齐采《周官 考工记》，为五室。
後周采汉《三辅黄图》为九室，并竟不成。
隋文帝开皇十三年，议立明堂，繁役不就。终隋代，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上，其用币各依其方。人帝各在天帝之左，太祖在太昊南，西向。五官在庭，各依其方。牲用犊十二。皇帝、太尉、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，自馀有司助奠。五官位於堂下，行一献礼。有燎。其省牲、进熟，如南郊礼（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样，重檐复屋，五房四达，丈尺规矩，皆有准凭。帝命有司规兆，方欲崇建，又命详定，诸儒争论，莫之能决。炀帝大业年中，恺又奏之，以他役繁兴，遂寝）。
唐高祖武德初，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以元帝配，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。迄於贞观之末，竟未议立明堂，季秋大享，则於圜丘行事。
《新唐书 礼乐志》：“明堂自汉以来，诸儒之论不一，至於莫知所从，则一切临时增损，而不能合古。然推其本旨，要於布政、交神於王者尊严之居而已，其制作何必与古同！然为之者至於无所据依，乃引天地、四时，风气、乾坤、五行、数象之类，以为仿象，而众说亦不克成。隋无明堂，而季秋大享，常寓雩坛；唐高祖、太宗时，寓於圜丘。贞观中，礼部尚书豆卢宽等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，下层以布政，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（颖达大略谓：“六艺群书，皆训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明堂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浮阁凌空，不合古言。又古者，敬重大事，与祭相似，是以朝觐、祭祀，并在於庙。若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，阁道升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陟则劳勤圣躬，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，求之经诰，全无此理。”）。侍中魏徵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上以祭天，下以布政。谓前世儒者所言虽异，而以为如此者多同。至於高下广狭丈尺之制，可以因事制宜也。秘书监颜师古曰：‘《周书》叙明堂有应门、雉门之制，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。其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庙、左右个，皆路寝之名也。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，带弓，礼高，九门磔禳，国有酒以合三族，推其事皆与《月令》合，则皆有路寝也。《大戴礼》曰在近郊，又曰文王之庙也，此奚足信哉？且门有皋、库，岂知施於郊野？谓宜近在宫中。’徵及师古皆当时名儒，其论止於如此。”
高宗永徽二年，奉太宗配祀明堂，有司遂请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显庆元年，诏以高祖配圜丘，太宗配明堂。
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：“宗祀明堂，必配天帝，而伏羲五代，本配五郊，参之明堂，自缘从祀。今以太宗作配，理有未安，伏见永徽二年，追奉太宗以遵严配，当时高祖先在明堂，礼司致惑，竟未迁祀，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，虽复亦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。谨按《孝经》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又寻历代礼仪，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，唯《祭法》云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元注曰：‘、郊、宗、祖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谓祭昊天於圜丘，郊谓祭上帝於南郊，祖、宗谓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也。寻郑此注，乃以宗、祖合为一祭，又以文武共在明堂，连衽配祠，良为谬矣，故王肃驳之。臣谨上考殷周，下洎贞观，并无一代两帝同配於明堂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，奄有神州，创制改物，体元居正，为国始祖，抑有旧章。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，功清下黩，拯率土之涂炭，布大造於生灵，请准诏书，宗祀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从之。
乾封初，诏明堂仍祭五方上帝，依郑元义。
仪凤二年，太常少卿韦万硕奏曰：“明堂大飨，准古礼郑元义，祀五天帝；王肃义，祀五行帝；贞观礼，依郑义祀五帝；显庆以来，新修礼，祀昊天上帝；奉乾封二年敕，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；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祀行用已久，并依贞观年礼为定；又奉去年敕，并依《周礼》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