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配上帝。’严父配天矣，又曰配上帝者，天则昊天上帝也，上帝则五帝与天也。明堂不祀昊天上帝，不可谓配天；五帝不与，不可谓配上帝。以上帝为昊天上帝邪？而《周礼》以‘旅上帝’对‘旅四望’言之，则上帝非一帝也。以明堂时祀昊天上帝邪？而《考工记》明堂有五室，则五室非一位也。《祭法》曰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氏曰：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’其说以为坐五帝於堂上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坐五神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。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谓祖宗其庙耳，非谓配於明堂也（王肃曰：“审如郑说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，不言宗祀也。凡言宗者，尊也。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宗其祀。”）。《月令》之五人帝、五人神，所以配食四郊也，其与享明堂，於经无见，又况降五神於庭中，降武王以配之，岂严父之意哉？然宗祀文王，则成王矣。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，盖於是时，成王未毕丧，武王未立庙，故宗祀文王而已，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。《诗序》曰：‘《丰年》，秋冬报。’则秋报者，季秋之於明堂也；冬报者，冬至之於郊也。先明堂而後郊者，礼由内以及外也；先严父而後祖者，礼由亲以及尊也。明堂之祀，於郊为文，於庙为质。故郊扫地藁秸而已，明堂则有堂，有筵；郊特牲而已，明堂则维羊维牛。然郊有燔燎，而明堂固有升烟。汉武帝明堂礼毕，燎於堂下，古之遗制也。由汉及唐，或祠太一五帝（光武），或特祀五帝（光武、明帝），或除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（晋武帝时，议除明堂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己。後又复帝位），或合祭天地（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，中宗仍之），或配以祖，或配以群祖（汉武帝祠明堂，高皇帝对之。章帝祠明堂，以光武配，後又以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祖、显宗配，各一太牢）。其服也，或以衮冕（东晋武帝），或以大裘（梁礼）。其献也，或以一献，或以三献（梁朱异曰：“祀明堂改服大裘。”又以贵质，不应三献，请停三献，止於一献。隋於雩坛行三献礼）。抑又明堂之制，变易不常，与《考工》之说不同，皆一时之制然也。”
朱子曰：“古者，祭天於圜丘，扫地而行事，器用陶匏，牲用犊，其礼极简。圣人之意，以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，故於季秋之月，有大享之礼焉。天即帝也，郊而曰‘天’，所以尊之也，故以后稷配。后稷远矣，配稷於郊，亦所以尊稷也。明堂而曰‘帝’，所以亲之也，以文王配焉。文王，亲也，配文王於明堂，亦以亲文王也。尊尊而亲亲，周道备矣。然则郊者古礼，而明堂者周制也，周公以义起之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郊祀配天，明堂配上帝，天与上帝一也，祀上帝祀并如郊祀。然《月令》有大飨之文，《我将》之诗有‘维羊维牛’之语，则明堂之礼为尤备。故程子曰：‘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。’朱子亦曰：‘祭於屋下，而以神祭之。’盖谓此也。”
又曰：“按：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上帝即天也，配帝即文王也。自汉以来，乃有并祭五帝之礼。郑康成注《祭法》，祖文王、宗武王之说，差误特甚。至唐以来，遂有三帝并侑之礼，皆非古人制礼之本意。故今具载於後，并列诸儒议论以明之。”
《祭法》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注曰：“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宗。祖宗通言尔。《孝经》曰：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《月令》春曰其帝太，其神句芒；夏曰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；中央曰其帝黄帝，其神后土；秋曰其帝少昊，其神蓐收；冬曰其帝ダ顼，其神元冥。”
疏曰：“云‘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、宗，祖、宗通言尔’者，以《明堂月令》五时俱有帝及神。又《月令》季秋大飨帝，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。《孝经》云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’，故知於明堂也。”又《郊特牲》疏云：“五时迎气及雩祭，则以五方人帝配之；九月大飨五帝，则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。以文王配五天帝，则谓之祖；以武王配五人神，则谓之宗。崔氏云，皆在明堂之上，祖、宗通言，故《祭法》云祖文王，文王称祖。《孝经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，是文王称宗。文王既尔，则武王亦有祖、宗之号，故云祖、宗通言。”
王肃郑义曰：“古者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宗自是不毁之名，非谓配食於明堂者也。审如郑言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於明堂，不得言宗祀也。宗者，尊也。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尊其祀，孰谓祖於明堂者乎？郑引《孝经》以解《祭法》，而不晓周公本意，殊非仲尼之义旨也？”
《通典》：“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谓祀昊天上帝，先儒所释不同。若以祭五帝，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五官之神坐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，通名曰祖宗，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文王为父，配祭於上；武王为子，配祭於下。如其所论，非为通理。但五神皆生为上公，死为贵神，生存之日，帝王享会，皆须升堂。今死为贵神，独配於下，屈武王之尊，同下坐之义，为不便。意为合祭五帝於明堂，唯有一祭，《月令》所谓‘九月大飨帝於明堂’也。五帝及神俱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