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耕官地者，给三之一以终身。灵武、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，太和末，王起奏立营田。後党项大扰河西，宁节度使毕П亦募士开营田，岁收三十万斛，省度支钱数百万缗。
开元令：“诸屯田应用牛之处，山原、川泽，土有硬软，至於耕垦，用力不同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，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。即当屯之内，有软有硬，亦依此法。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。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，所以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。其大麦、荞麦、乾萝卜等，准粟计折斛斗，以定等级。”天宝八载，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，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，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，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石，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，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。
上元中，於楚州古射阳湖置洪泽屯，寿州置芍陂屯，厥田沃壤，大获其利。
宋太祖皇帝端拱二年，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、魏羽为副使，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、索湘为副使，欲大兴营田也。
先是，自雄州东际於海，多积水，戎人患之，未尝敢由此路入寇。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，地平广无隔阂，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。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，因水陆之便，建阡陌，浚沟洫，益树五稼，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。雍熙後数用兵，岐沟、君子馆败衄之後，河朔之民，农桑失业，多闲田，且戍兵增倍，故遣恕等经营之。恕密奏：“戍卒皆惰游，仰食县官，一旦使冬被甲兵，春执耒耜，恐变生不测。”乃诏止令葺营堡，营田之议遂寝。
淳化四年，知雄州何承矩请於顺安寨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。既而河朔频年霖澍水潦，河流湍溢，坏城垒民舍，复请因积潦处畜积为陂塘，大作稻田以足食。
沧州临津令黄懋上书，请於河北诸州作水利田。懋自言闽人，闽地种水田，缘山导泉，倍费功力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，引水溉田，省功易就，三五年内，公私必获大利。乃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，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，懋充判官，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。凡雄莫霸州、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淀水灌溉。初年种稻，值霜早不成，次年方熟。初，承矩建议，沮之者颇众，又武臣习攻战，亦耻於营葺，种稻又不成，群议益甚，几罢役。至是，议者乃息，莞蒲、蜃蛤之饶，民赖其利。
按：古者，兵与农共此民也，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，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，虽唐府兵之法犹然。至於屯田，则驱游民辟旷土，且耕且戍，以省馈饷，尤为良法。自府兵之法既壤，然後兵农判而为二，不特农疲於养兵，而兵且耻於为农。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，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敝於饷军也哉！
真宗咸平五年，殿直牛睿请增广方田，疏治沟塍，为胡马之阂。诏边臣经度之。顺安军、威虏军、保州、定州皆有屯田。
大中祥符九年，改定州、保州、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。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，置吏属，召募役兵，自京师传送，鬻秸以补牛阙。
陕西转运使刘综上言：“宜於古原州建镇戎军，以备贼迁，请於军城四面置屯田务，开田五百顷，置下军二千人、牛八百头以耕种之。又置堡寨，使其分居，无寇则耕，寇来则战。”从之。既而原、渭亦开方田，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以安居。
太宗时，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上言：“自唐季以来，农政多废，民率弃本，不务力田，是以家鲜馀粮，地有遗利。臣等每於农亩之业，精求利害之理，必在乎修垦田之利，建用水之法。讨论典籍，备穷本末。自汉、魏、晋、唐以来，於陈、许、邓、颍、蔡、宿、亳至於寿春，用水利垦田，陈迹具在。望选稽古通明之士，分为诸州长吏，兼管农事，大开公田，以通水利，发江淮下军散卒，及募民以充役，每一夫给牛一头，治田五十亩。虽古制一夫百亩，今且垦其半，俟久而古制可复也。亩约收三斛，岁可得十五万斛，凡七州之置二十屯，可得三百万斛，因而益之，不知其极矣。行之二三年，必可至仓廪充实，省江、淮漕运。其民田之未辟者，官为种植，公田之未垦者，募民垦之，岁登所取，并如民主客之例，此又敦本劝农之至道也。傅子曰：‘陆田命悬於天，人力虽修，苟水旱不时，则一年之功弃矣；水田之制由人力，人力苟修，则地利可尽也。’且虫灾之害又少於陆，水田既修，其利兼倍，与陆田不侔矣。”上览奏嘉之，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、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案视经度。事卒不行。
襄州襄阳县有屯田三百馀顷，知州耿望请置营田务，是岁，种稻三百馀顷。五年，以其烦扰，罢之。
唐州赭阳陂亦有营田务，岁种七十馀顷。後以其所收薄，且扰人，罢之，赋贫民。
天禧末，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，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，而保州最多，逾其半焉。江淮、两浙承魏制，皆有屯田，克复後，多赋与民输租，第存其名。在河北者，虽有其实，而岁入无几，利在畜水，以限戎马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