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一百八十五顷一十八亩，官田二百七十顷七十二亩，见催额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五贯、匹、斤、石（夏税一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四贯、匹、斤。秋税六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一贯、石）。
广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顷五十二亩，官田四百二十七顷二十八亩，见催额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贯、石、斤、束、领（夏税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二贯、石、斤。秋税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贯、石、束、领、斤）。
右以上系元丰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投进《中书备对》内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垦田并夏、秋二税见催额数目，《国朝会要》及《四朝食货志》并不曾登载如此详密，故录於此。
●卷五 田赋考五
○历代田赋之制
哲宗元初，御史论陕西转运使吕太中假支移之名，实令农户计输脚钱十八，百姓苦之。乃下提刑司体量，均其轻重之等：以税赋户籍在第一、等二等者支移三百里。第三等、第四等二百里，第五等一百里。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钱者，亦酌度分为三，各从其便焉。
六年，用有司议，河东助军粮草，支移无得输三百里，灾伤五分以上，免其折变。
绍圣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元敕，典卖田宅，遍问四邻，乃於贫而急售者有害。乞用熙宁、元丰法，不问邻以便之。应问邻者，止问本宗有服亲，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，仍限日以节其迟。”宋初，亦有问亲邻之法。
徽宗崇宁三年，宰臣蔡京等请复行方田，从之。推行自京西、河北两路始。
四年，尚书省言：“诸妄说方田条法，扇惑愚民，致贱价卖断田业，或毁伐桑柘者，杖以晓众。”从之。监察御史宋圣宠言：“元丰方田之法，废且二十年，猾吏毁去案籍，豪民毁坏界，乞按视补葺。”诏行下。
七月，诏：“方田路分，令提举司视税最不均县，每州岁方一县或两县，遇灾伤权罢。”
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上言：“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，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，以避推行。或有好进之徒，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，务要邀求恩赏，殊不能体朝廷使民之美意。乞觉察禁治。”从之。
五年，诏：“诸路见行方田，切虑民被方不均，公吏骚扰乞取难禁，除已方外权罢。”
大观二年，诏复行方田。
四年，诏：“去岁诸路灾伤，应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，见有陈诉，未为毕事，合依，已命权罢。其赋税，依未方时旧则输纳。”又诏：“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，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，俾出刍草之直，民户因此废业失所。监司其推原本制，悉加改正，毋失其旧。”
政和三年，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：“所在地色极多，不下百数，及至均税，不过十等。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，地土肥壤，尚以为轻；第十等只均一分，多是瘠卤，出税虽少，犹以为重。若不入等，而依条只收柴蒿钱，每顷不过百钱至五百，既收入等，但可耕之地，便有一分之税，其下色之地，与柴蒿之地不相远，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，上轻下重，故人户不无词诉。欲乞依条据土色分外，只将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，折亩均数。谓如第十等地，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，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数，中等以十五亩，下等以二十亩折地一亩之类是也。”诏诸路概行其法。
五月，臣僚上言：“朝廷推行方田之初，外路官吏不遵诏令，辄於旧管税额之外，增出税数，号为‘蹙剩’，其多有一邑之及数万者。欲望下逐路提举司，将应有增税县分，并依近降指挥，重行方量，依条均定税数，不得於元额外别有增损。”止令提刑司体量诣实闻奏。
大观二年，诏：“天下租赋科拨支折，当先富後贫，自近及远。乃者漕臣失职，有不均之患，民或受害。其定为令。”所谓支移，视地远近，递迁有无，以便边饷，内郡罕用焉。有移用，则任民以所费多寡自择，故或输本色於支移之地，或输脚费於所居之邑。折变之法，纳月初旬估中价折准，仍视岁丰凶定物之低昂，官吏得私其轻重。
初，京西旧不支移，崇宁中，将漕者忽令民曰：“支移所宜同也，今特免，若地里脚钱则宜输。”自是岁以为常。脚钱之费，斗为钱五十六，比元丰既当正岁之数，而反覆纽折，数倍於昔，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，漕司乃用是取办理之誉，言者极论其害。政和元年，遂诏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，免之。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，支移皆免。
重和，言者谓：“物有丰匮，价有低昂，估丰贱之物，俾民输送，折价既贱，输官必多，则公私乏利。而州县之吏，但计一方所乏，不计物之有无，责民所无，其患无量。至於支移，徙丰就歉，理则宜然。豪民赃吏故徙歉以就丰，挟轻货以贱价输官，其利自倍。而下贫之户各免支移，估直既高，更益脚费，视富户反重，因之逋负，困於追胥。”又非法折变，既以绢折钱，又以钱折麦。以绢较钱，钱倍於绢；以钱较麦，麦亿於钱。展转增加，民无所诉。”前後奏请，帝必为之申禁且定法，而有司终不承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