居郎、左补阙、左拾遗各二人，城门郎四人，符宝郎四人，弘文馆校书二人，其馀小吏各有差。
宋制，门下省在正阳门外西面北廊，掌受天下之成事，审命令，正违失，受发通进奏状，进请宝印。凡中书省画黄、录黄，枢密院录白、画旨，则留为底。及尚书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，皆奏覆审之。给事中读，侍郎省，侍中审，进入被旨画闻，则授之尚书省、枢密院。即有舛误应举者，大则论列，小则改正。凡文书自内降者，著之籍。章奏至，则受而通进，俟颁降，分送所隶官司。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，则给事中校其仕历、功状，侍郎、侍中引验审实察，非其人则论奏。凡迁改爵秩、加叙勋封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，有舛误，退送尚书省。覆刑部、大理寺所断狱案，审其轻重枉直，不当罪，则以法正之。国初循旧制，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。官制行，始正焉。凡官十有一：侍中、侍郎、左散骑常侍各一人，给事中四人，左谏议大夫、起居郎、左司谏、左正言各一人。
元初，左仆射司马光上言：“谨按西汉以丞相总百官，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。光武中兴，身亲庶务，事归台阁，尚书始重，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。及魏武佐汉，初建魏国，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。文帝受禅，改秘书为中书，有令，有监，而亦不废尚书。然中书亲近，而尚书疏外矣。东晋以来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，多与之议政事，不专任中书，於是又有门下，而中书权始分矣。降及南北朝，大体皆循此制。唐初，始合中书、门下之职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其後又置政事堂，盖以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，日有争论，纷纭不决，故使两省先於政事堂议定，然後奏闻。开元中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。自是相承，至於国朝，莫之能改。非不欲分也，理势不可复分也。向日所谓中书者，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。唐末诸司使，皆内臣领之，枢密使参预朝政，始与宰相分权矣。降及五代，改用士人。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，日与议军国大事，其权重於宰相。太祖受命，以宰相专主文事，参知政事佐之；枢密使专掌武事，副使佐之。自是以来，百有馀年，官师相承，中外安帖。百司长官及诸路监司、诸州长吏，皆得专达，或申奏朝廷，或止申中书、枢密院。事大，则中书、枢密院进呈取旨，降敕宣命指挥。事小，则批状直下本司、本路、本州、本人。故文书简径，事无留滞。神宗皇帝以唐自中叶以後，官职繁冗，名器紊乱，欲革而正之，诚为至当。然但当据今日之事实，考前世之讹谬，删定重复，去其冗长，必有此事，乃置此官。不必一依唐之《六典》，分中书为三省，令中书取旨，门下覆奏，尚书施行。凡内降文书，及诸处所上奏状、申状至门下、中书省者，大率皆送尚书省。尚书省下六曹，六曹付诸案勘当，检寻文书，会问事节，近则寺监，远则州县，一切齐足，然後相度事理，定夺归著，申尚书省。尚书省送中书取旨，中书既得旨，送门下省覆奏画可，然後翻录下尚书省。尚书省复下六曹，方符下诸处。以此文字繁冗，行遣迂回，近者数月，远者逾年，未能决绝。或四方急奏待报，或吏民词讼求决，皆困於留滞。又本置门下省，欲以封驳中书省录黄、枢密院录白，恐有未当。若令举职，则须日有驳正，争论纷纭，执政大臣遂成不叶。故自置门下省以来，驳议甚少。又门下不可得直取旨行，虽有驳议，必须却送中书取旨，中书或不舍前见，复行改易。又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，多降付三省同共进呈，则门下之官己经商量奏决，若後有驳正，则为反复。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，往往更不送门下省。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，徒使吏员倍多，文书繁冗，无益於是。臣等今众共商量，欲乞依旧令中书、门下通同职业，以都堂为政事堂；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，己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，其馀并令中书、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。事大则进呈取旨，降敕；事小，则直批状指挥，一如旧日中书、门下故事。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，同共点检钞状，行遣文书。若有溢员，除拣选留住外，并特与减三年出职，不及三年应出职者，与减磨勘年限。若政事有差失，委给事中封驳；差除有不当，委中书舍人封还词头；又两省谏官皆得论列，则号令之出，亦不为不审矣。如此则政事归一，吏员不冗，文书不繁，行遣径直，於先帝所建之官并无所变更，但於职业微有修改，欲令於事务时宜差为简便耳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本朝沿习唐制，官制行，始用《六典》别尚书、门下、中书为三省，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，则侍中、中书、尚书令是也。既又以秩高不除，故以尚书令之贰左、右仆射为宰相。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行侍中之职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以行中书令之职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，则三省互相兼矣。然左、右仆射既为宰相，则凡命令进拟，未有不由之出者，而左、右仆射又为之长，则出令之职自己身行，尚何省而覆之乎？方其进对，执政无不同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，故批旨皆曰“三省同奉圣旨”。既以奉之，而又审之，亦无是理。门下省事，惟有给事中封驳而已，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