；曰城郭之赋，宅税、地税之类是也；曰杂变之赋，牛革、蚕盐、食盐之类，随其所出，变而输之者是也；曰丁口之赋，计丁率米是也。其输有常处，而以有馀补不足，则移此输彼，移近输远，谓之“支移”。其入有常物，而一时所须，则变而取之，使其直轻重相当，谓之“折变”。其输之迟速，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，夏有至十月，秋有至明年二月者，所以纾民力也。自祖宗承五代之乱，王师所至，首务去民疾苦，无名苛细之敛，革几尽，尺缣斗粟，无所增益，一遇水旱徭役，则蠲除、倚阁，殆无虚岁，倚阁者，後或岁凶，亦辄蠲之。而又田制不立，畎亩转易，丁口隐漏，兼并伪冒者，未尝考按，故赋入之利，视古为薄。丁谓尝曰“二十而税一者有之，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”，盖谓此也。
乾兴元年十一月（时仁宗已即位，未改元），诏限田：公卿以下过三十顷，衙前将吏应复役者过十五顷，止於一州之内。而任事者以为不便，寻废（详见《差役门》）。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，又禁寺观得市田。
天圣初，诏民流积十年者，其田听人耕，三年而後收赋，减旧额之半。後又诏流民能自复者，赋亦如之。既而又与流民期，百司复业，蠲赋役五年，减旧赋十之八，期尽不至，听他人得耕。
时天下生齿日蕃，田野多辟，独京西唐、邓尚多旷土，唐州闲田尤多，入草莽者十八九，或请徙户实之，或议以卒屯田，或请废为县。嘉中，赵尚宽守唐州，劝课劳来，岁馀，流民自归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馀户，引水溉田或数万顷。诏增秩赐钱，留再任。
宝元中，诏诸州旬上雨雪，著为令。
皇中，作宝岐殿於苑中，每岁诏辅臣观刈麦，罕复出郊矣。
皇中，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。
治平中，四百四十馀万顷。
皇、治平，三司皆有《会计录》，其相去不及二十年，而垦田之数增倍。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，而叙《治平录》者，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，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，率而计之，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矣。盖祖宗重扰民，未尝穷按，故莫得其实，姑著其可见者如此。治平中，废田见於籍者，犹四十八万馀顷。景时，谏官王素言，天下田赋轻重不等，请均定。而欧阳修亦言：“秘书丞孙琳尝往州肥乡县，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，愿召二人者。”三司亦以为然，且请於亳、寿、蔡、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。於是遣谘蔡州。谘首括一县，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，均其赋於民。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，未可尽括，朝廷亦重劳人，遂罢。
自郭谘均税之法罢，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，而失经远之虑。至皇中，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馀顷，而岁入九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，盖田赋不均，故其弊如此。其後田京知沧州，均无棣田，蔡挺知博州，均聊城、高唐田。岁增赋帛之类，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，聊城、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。既而或言沧州民以为不便，诏如旧。嘉时，复诏均定，命三司使包拯与吕居简、吴中复总之，继以命张、吕公弼，乃遣官分行诸路，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，独以为不可均。已而复罢，才均数郡田而已。
天圣时，贝州言：“民析居者，例加税，谓之‘罚税’，他州无此比，请除之。”诏可。自是州县有言税之无名若苛细者，所蠲甚众。
自唐以来，民计日输赋外，增取他物，复折为赋，所谓“杂变之赋”也，亦谓之“沿纳”而名品烦细，其类不一。官司岁附帐籍，并缘侵扰，民以为患。明道中，因诏三司，“沿纳”物以类并合。於是三司请悉除诸名品，并为一物，夏秋岁入，第分粗细二色，百姓便之。
凡岁赋，以石计，钱以缗计，帛以匹计，金银、丝绵以两计，藁秸、薪蒸以围计，他物各以其数计。皇中比景德之数，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，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。其以赦令蠲除，以便百姓，若逃移、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，皇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，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。每岁以灾害蠲减者，又不在此，盖不可悉数云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：“在法，请田户五年内，凡科役皆免。今汝州四县，如有客户不过一二年，便为旧户纠决，与之同役，以此即又逃窜，田土多荒，乞仍旧法五年内无差科。”从之。
初，赵尚宽、高赋为唐州守，流民自占者众，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。税轻而民乐输，境内无旷土。至是，转运司以土辟税百亩增至二十亩。御史翟恩言，恐再致转徙，宜戒饬使者，量加以宽民。诏从之。
唐、邓、襄、汝州，自治平以後，开垦岁增，然未定税额。元丰中，乃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。元元年罢之，大观三年复元丰法，俄又罢之。
二年，分遣诸路常平官，使专领农田水利事。应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，陂塘、圩旱、堤堰、沟洫之利害者，皆得自言，行之有效，随功利大小酬赏。
六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