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四十人。
七年，用司业朱服言，四方来试礼部者，虽不籍於太学，或有显过，若造飞语谤朝政，许监官以闻，用学规殿罚。
按：子产不以郑人议执政之然否而毁乡校，盖以学校所以来公论也。今熙宁之建太学，苏嘉言变法事忤介甫，则学官并坐其罪，而改用李定、常秩之徒，试文则宗新经，策时务则夸新法。今又立飞语谤朝政者以学规殿罚之条。则太学之设，乃箝制罗织之具耳，以是为一道德，可乎？
哲宗元六年，岑象求等言：“国学设师生而禁其谒见，无从叩问。”礼部详度，许从长贰请益，仍立讲训考课之式。私试既不锁宿，则是日讲说亦不废。
七年，置广文馆解额。先是，开封解额稍优，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以试。又有隶太学不及一年，不该解试者，亦往往冒户。礼部案旧制，凡试国子监者，先补中广文馆生，乃得以牒求试。遂依效其法，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。除开封府元解百人则许自试，其尝拨取诸科二百、国子额四十，通二百四十人者，今皆取诸开封府以为本馆解额。遇科场年试补馆生，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。凡试者十人取一，开封考取亦如其数。试者不及千人，即以率减取，仍严禁重试。礼部言：“国子生应解己有定额在法，试者满百人，即如额取二十人，若不满百，与国子混试通取，以元五年计之，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。”诏：“自今太学及国子生发解，并以是年分数准取。”帝既亲政，群臣多言元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。帝念宣仁保功久，不许改。至是议者益多。监察御史郭知章言：“先帝立三舍法，以岁月稽其行实，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，得不经礼部试，特命以官。责备而持久，故其得也难，自元丰以来，应格特命官者，林自一人而己。诱进激劝，莫善於此。元新令，遂罢推恩之制。宜复元丰法，以广乐育之德。”知章又请三学补外舍生，依元丰令一岁四试。皆从之。罢五路经历通礼科。太学生中上舍者，悉用元丰制推恩，上等即该注官者，岁毋过二人；免礼部试者，每举五人而止；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。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，其元法勿用。诸三舍升补等法，悉推行旧制。苟合增损，即条具以闻。
绍圣元年，国子监奏罢广文馆发解，其额本取之开封府、诸科及国子，悉复还之。凡学生自外路参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，权附国子监别号试，取一次。
诏五路礼部奏名额，以十分之三与府、监，诸路进士通取二分，合五路通取，馀五分监自取。罢《春秋》科。
元符元年，诏以命官人许为国子生，毋过四十人。凡试，优取《二礼》，两经许占全额之半，而以其半及他经。复置《春秋》博士，崇宁复罢之。
徽宗崇宁元年，命将作少监李诫，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，是为辟ń。蔡京又奏：“古者国内外皆有学，周成均盖在邦中，而党庠、遂序则在国外。臣亲承圣诏，天下皆兴学贡士，即国南建外学以受之，俟其行艺中率，然後升诸太学。凡此圣意，悉与古合。今上其所当行者：太学专处上舍、内舍生，而外学则处外舍生。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，内舍二百人，今贡士盛集，欲增上舍至二百人，内舍六百人，外舍三千人。外学为四讲堂、百斋，斋列五楹，一斋可容三十人。士初贡至，皆入外学，经试补入上、内舍，始得进处太学。太学外舍，亦令出居外学。俟学成奏行之。其敕、令、格、式，悉用太学见制。国子祭酒总治学事。外学官属，司业、丞各一人，稍减太学博士、正、录员归外学，仍增博士为十员，正、录为五员，学士充学谕者十人，直学二人。俟贡士至为之。”置诸王宫大、小学教授，立考选法。
诏取士皆从学校、三舍，废科举法（见《举士门》）。
内侍刘公度、郑禄肄业国庠，文粗可采，特减磨勘以旌之。
令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，因而干请，用学规极等罚之。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，悉许入内、外学。任子不系州土，随所寓入学，仍别斋居处，别号试考。曾升补三舍生，後从献助得官，其入学视任子法。
大观三年，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言：“荫补入官人须隶学及一年，不犯上三等罚，方许就铨试；尝再入等，即免铨试。公、私试尝为第一人，比铨试推恩。”从之。
政和七年，臣僚言：“进士之中铨格者，每一百人而得占注优恩不过五七人，去年中、上二等皆阙不取。今取隶学国子试格，用之铨法，五年而得上二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，免试者尚在其外。是荫补隶学者，优於累试得第之人。”诏在学尝魁一试者，许如旧恩，馀止令免试注官。
钦宗靖康元年，右谏议大夫杨时言：“王安石著为邪说，以涂学者耳目，使蔡京之徒，得以轻费妄用，极侈靡以奉上，几危宗社。乞追夺安石王爵，毁去配飨之像，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。”诏：“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，礼部其改位置在郑康成以下。”
御史中丞陈过庭言：“《五经》义微，诸家因而异见，所不能免也。以所是者为正，所否者为邪，此乃一偏之大失也。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，己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