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《礼记》曰：‘祀乎明堂，所以教诸侯之孝也。’《孝经》曰：‘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无所不通。《诗》云：“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”言行孝者则曰明堂，行悌者则曰太学，故《孝经》合以为一义，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。凡此皆明堂、太室、辟ń、太学事通合之义也。其制度数各有所法。堂方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。屋圆，屋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阴阳九六之变也。圆盖方载，六九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八卦，九室以象九州，十二宫以应辰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锺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列於四方，亦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丈，亦应三统。四乡五色者，象其行。外广二十四丈，应一岁二十四气。四周以水，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。”
按：如蔡邕之说，则古者明堂、辟ń、太学、太庙合为一所，以朝、以祭、以教、以飨、以射，皆於其地。东汉时辟ń以为天子养老、大射行礼之所，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，析为二处，与古异。要之太学与辟ń固不可析为二处，养老、大射其与传道授业亦岂二事哉。
班固《辟ń诗》：“乃流辟雍，辟ń汤汤。圣皇莅止，造舟为梁。皤皤国老，乃父乃兄。抑抑威仪，孝友光明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明帝幸辟雍，遣使者安车迎三老、五更於太学。详此礼，则知东京太学与辟ń相去亦非近地。盖汉世辟ń不为养士之所，显宗以迎老更而至焉。非此时也，则黉宇之设遂虚之邪？商、周在先代之学，故《记》言养国老於某庠养、庶老於某序。且食三老、五更於太学矣，不应以为未足，又建辟ń也。”
永平九年，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，置《五经》师（四姓为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阴氏、马氏诸子弟，以非列侯，故曰小侯）。
安帝元初六年，邓太后召和帝弟济北、河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馀人，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馀人，并为开邸第，教学经书，躬自监试。尚幼者使置师保，朝夕入宫，抚循诏导，恩爱甚渥。
肃宗建初中，大会诸儒於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帝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，顾命史臣，著为《通义》。又诏高堂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逸轶，博存众家。
和帝永元十二年，赐博士弟子员在太学者布，人三疋。
司徒徐防上疏，以为“汉立博士十有四家，设甲乙之科以劝勉。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，皆以意说，不修家法。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，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试之。解释多者为上第，引文明者为高说；若不依先师，义有相伐者，皆正以为非。”上从之。
和帝亦数幸东观，览阅书林。及邓后称制，学者颇懈。时樊准、徐防并陈敦学之宜，又言儒职多非其人，於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，三署郎能通经术者，皆得察举。
顺帝永建六年，缮太学，更开拓房室。
将作大匠翟言：“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，武帝大合天下之书，而孝宣论《六经》於石渠，学者滋盛，弟子万数。光武初兴，愍其荒废，起太学博士舍、内外讲堂，诸生横巷，为海内所集。明帝时辟ń始成，欲毁太学，太尉赵熹以为太学、辟ń皆宜兼存，故并传至今。而顷者颓废，至於园采刍牧之处。宜更修缮，诱进後学。”帝从之。学者为立碑铭於学。
阳嘉元年，以太学新成，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，增甲乙科员各十人。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、舍人。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，使公卿子弟为诸生，有志操者加其俸禄。及汝南谢廉、河南赵建，年始十二，各能通经，雄并奏拜童子郎。於是负书来学，集京师。
前汉成帝末，岁课甲科四十人、乙科二十人，今各增十人，则甲科五十人，乙科三十人，并丙科二十人为一百人。
自安帝览政，薄於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颓敝。顺帝感翟之言，更修黉舍，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。
质帝本初元年，令郡国学明经年五十以上、七十以下诣太学。自大将军至六百石，皆遣子受业。岁满课试，以高第五人补郎中，次五人太子舍人。又千石、六百石、四府掾属、三署郎、四姓小侯，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，其高第者上名牒，以次赏进。
梁太后诏：令大将军以下，悉遣子入学，每岁辄於乡射月一飨会之，以此为常（《汉官仪》曰：春三月、秋九月习乡射礼，礼生皆使太学学生）。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馀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
桓帝延熹五年，太学西门自坏。襄楷上疏曰：“太学，天子教化之宫，其门无故自坏者，言文德将丧，教化废也。”
时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讥，汝南、南阳又有“画诺”、“坐啸”之谣。因此流言转入太学，诸生三万馀人，郭林宗、贾伟节为之冠，并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更相褒重。学中语曰：“天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