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於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，号“斜封官”，凡数千员。内外盈溢，无厅事以居，当时谓“三无坐处”，言宰相、御史及员外郎也。又以郑为侍郎，大纳货赂，选人留者甚众，至逆用三年员阙，而纲纪大溃。韦氏败，始以宋为吏部尚书，李、卢从愿为侍郎，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陆象先、卢怀慎为侍郎，悉奏罢斜封官，量阙留人，虽资高考深，非才实者不取。初，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，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。至是，通其品而掌焉。未几，、元之等罢，殿中侍御史崔莅、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，上言：“罢斜封官，人失其所，而怨积於下，必有非常之变。”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。
元宗即位，励精为治，制：“凡官不历州县者，不拟台、省。”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院，亲临问以治人之策，而擢其高第者。又诏员外郎、御史、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，而兵、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。由是铨司之任轻矣。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，乃以礼部尚书苏等分主之。太子左庶子吴竞谏曰：“《易》称‘君子思不出其位’，言不侵官也。今以等分掌吏部选，而天子亲临决之，尚书、侍郎皆不闻，议者以为万乘之君，下行选事。”帝悟，复以三铨还有司。
开元十八年，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。先是，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，或不次超迁，或老於下位，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。又州县亦无等级，或视大入小，或初近後远，皆无定制。光庭始奏用循资格，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，官高者选少，卑者选多，无问能否，选满则注，限年蹑级，得逾越，非负谴者，皆有升无降。有庸愚沉滞者皆喜，谓之“圣书”，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。宋争之不能得。及光庭卒，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，奏罢之。诏曰：“凡人年三十而出身，四十乃得从事，更造格以分寸为差，若循新格，则六十未离一尉。自今有异材高行，听擢不次。”然有其制而无其事，有司但守文奉式，循资例而已。
按：自汉董仲舒对策，以谓：“古之所谓功者，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谓积日累久也。”然则年劳之说，自西汉以来有之矣，然未尝专以此为用人之法。至崔亮之在後魏，裴光庭之在唐，则遂以此立法矣。此法既立之後，庸碌者便於历级而升，不致沉废；挺特者不能脱颖以出，遂至迥。宋、萧二公皆以为非，明皇虽从其言，而卒不能易其法。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，传之後世，踵而行之，卒不可变。何也？盖守法之事，庸愚皆能之；知人之明，则贤哲亦不敢以此自诡故也。昔熙宁间，东坡公拟进士御试策曰：“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，必有知人之明；苟无知人之明，则循规矩，蹈绳墨，以求寡过。二者审於自知，而安於才分者也。道可讲习而知，德可勉强而能，惟知人之明不可学，必出於天资。如萧何之识韩信，岂有法之可传者？以诸葛孔明之贤，而短於知人，故失之於马谡，而孔明亦审於自知，故终身不敢用魏延。我仁祖之在位也，事无大小，一付之於法，人无贤不肖，一付之於公议，事已效而後行，人已试而後用，终不敢求非常之功者，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知人之明也。古之为医者，聆音察色，洞视五藏，则其治疾也，有剖胸、决脾、洗擢胃肾之变。苟无其术，不敢行其事。今无知人之明，而欲立非常之功，解纵绳墨，以慕古人，则是未能察脉，而欲试华佗之方，其异於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。”然则後之论者，虽君相之用人，犹以循规矩，蹈绳墨为主，则知人之事，固难以责之吏部尚书也。
天宝二年，李林甫领吏部尚书，日在政府，选事悉委侍郎宋遥、苗晋卿。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於上，遥、晋卿欲附之。时选人集者以万计，入等者六十四人，倚子为之首，群议沸腾。议沸腾安禄山入言於上，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，手持试纸，终日不成一字，时人谓之“曳白”。遥、晋卿等皆坐贬官。
天宝九载，敕：“吏部取人，必限书、判，且文学政事，本自异科，求备一人，百中无一。况古来良宰，岂必文人。又限循资，尤难奖擢。自今已後，简县令但才堪政理，方圜取人，不得限以书、判及循资格注拟。诸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，每等为一甲。委中书门下察问，选择堪者，然後奏授。大理评事，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、畿县便授此官，既不守文，又未经事。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亲，并不得注拟。”
初，诸司官兼知政事者，至日午後乃还本司视事，兵部、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，亦还本司分阙注唱。开元以来，宰相位望渐崇，虽尚书知政事，亦於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。而左右相兼兵部、吏部尚书者，不自铨总。又故事，必三铨、三注、三唱而後拟官，季春始毕，乃过门下省。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，建议选人视官资、书判、状迹、功优，宜对众定留放。乃先遣吏密定员阙，一日，会左相及诸司长官於都堂注唱，以夸神速；或於宅中引注，虢国姊妹垂帘观之，或有老丑者，指名以为笑，士大夫遭诟耻。故事，兵、吏部注官讫，於门下过，侍中、给事中省，不过者谓之“退量”。国忠注官，呼左相陈希烈於坐隅，给事中列於前，曰：“既对注拟，即是过门下了。”侍郎韦见素、张倚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