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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水校尉樊上言：“郡国举孝廉，率取年少能报恩者，耆宿大贤多见废弃。宜敕郡国简用良俊。”
种始为县门下吏，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，名知人，歆谓之曰：“今当举六孝廉，多得贵戚书命，不宜相违，欲自用一名士，以报国家，尔助我求之。”明日，谌送客於大阳郭，遥见，异之。还白歆曰：“为尹得孝廉矣，近洛阳门下吏也。”歆笑曰：“当求山泽隐滞，乃洛阳吏邪？”谌曰：“山泽不必有异士，异士不必在山泽。”歆即召於庭，辨诘职事，辞对有序，歆甚知之，召署主簿，辟太尉府，举高第。
按：东京选举，孝廉一科为盛，名士多出其中，然以此二段观之，则滥吹者亦多。如樊所言取年少能报恩者固非矣；若田歆庭诘种，而观其辞对有序，则谓之能吏可耳，所谓孝廉岂於一应对之顷而知之乎？
魏黄初二年，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，岁察孝廉一人，其有秀异，无拘户口。
三府议：“举孝廉本以德行，不复限以试经。”司徒华歆以为：“丧乱以来，六籍隳废，当务存立，以崇王道。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，今听孝廉不以经试，恐学业从此而废。若有秀异，可特徵用，患於无其人，何患不得哉！”帝从其言。
魏舒年四十馀，郡举上计掾，察孝廉，宗党以舒无学业，劝令不就，可以为高。舒曰：“若试而不中，其负在我，安可虚窃不就之高，以为己荣乎？”於是自课百日，习一经，因而对策升第。
东晋元帝初，以天下丧乱，务存慰勉，远方孝、秀，不复策试。後以经略粗定，乃令试经。其後孝、秀莫敢应命，至者多辞以疾（详见《举士门》）。
宋制，州举秀才，郡举孝廉，皆策试（见《举士门》）。
北齐制，中书策秀才，集书策贡士，考功郎中策贤良（见《举士门》）
周武帝诏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，岁一人（见《举士门》）。
唐太宗贞观十八年，引汴、诸州所举孝廉，赐坐於御前，上问以皇王政术，及皇太子问以曾参说《孝经》，并不能答。太宗谓曰：“昔楚庄王言事，群臣莫逮，退而有忧色，曰：‘诸侯能自得师者王，自谋而莫己若者亡。今以不之不德，群臣莫能逮，吾国其几於亡乎！’朕发诏徵天下俊异，才以浅近问之，咸不能答。海内贤哲将无其人邪？朕甚忧之。”
代宗宝应二年，礼部侍郎杨绾奏：“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。”敕旨：“每州每岁察孝廉，取在乡闾有孝弟廉耻之行荐焉，委有司以礼待之，试其所通之学，五经之内精通一经，兼能对策达於理体者，并量行业授官。其明经、进士并停，进举亦宜准此，同所司作条件处分。”七月二十六日，礼部侍郎杨绾奏：“贡举条，孝廉各令精通一经。其取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梁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任通一经，每经问义二十条，皆取傍通诸义，务穷根本；试策三道，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，取堪行用者，仍每日问一道，频三日毕。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，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；其问义每十条通七、策通二为中第，与出身；下者罢之。又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皆圣人深旨，《孟子》亦儒门之达者，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，其为一经，其试如上。秀才举人，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，对策五道，全通者为上第，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，请超与处分；问义十条通七、策通四为中第，中第者送吏部与官；下者罢之。孝悌力田，但能熟读一经，言经音切，即令所司举送，试通，便与出身。其今年举人或旧业既成，理难速改，或远州所送，身己在途，事须收奖，不可中废。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业举者亦听。今年之後，并依新敕敕旨。进士、明经置来日久，今顿令改业，恐难有其人。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行。”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，敕孝廉科宜停。
宋太祖皇帝开宝八年，诏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、奇才异行，或有文武材，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，选择具送阙下。如无人塞诏，亦以实闻。
九年，诏翰林学士李等於礼部贡院同阅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学，凡七百四十人。试问所习之业，皆无可采。而濮州以孝悌荐名者二百七十人，上骇其颇多，召问於讲武殿，率不如诏；犹称素能习武，复试以骑射，则陨越颠沛失次。上顾曰：“止可隶兵籍。”皆号告求免，乃悉令退去，诏劾本部官司滥举之罪。
按：以孝廉或孝悌名科，盖取其平日之素履，固难於一阅试之顷而知之也。然自东汉以来，孝廉遂为取士科目之通称，不复有循名责实之举，不过试以文墨小技，而命之官；至倥偬之际，则并不试文，而悉官之矣。隋唐而後，始有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