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，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，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。九龄於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，本传不书，计亦此类耳。”
後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，诏曰：“制策悬科，前朝盛事，莫不访贤良於侧陋，求谠正於箴规，殿廷之，帝王亲试。其或大裨於国政，有益於时机，则必待以优恩，縻之好爵，拔奇取异，无尚於兹，得士者昌，於是乎在。爰从近代，久废此科，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，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，遂使翘翘之楚多致於弃捐，皎皎之驹莫就於縻絷，遗才滞用，阙孰甚焉！应天下诸色人中，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，经学优深可为师法，详闲吏理达於教化者，不限前资、见任职官，黄衣、草泽，并许应诏。其逐处州府，依每年贡举人式例，差官考试，解送尚书吏部，仍量试策论三道，共三千字以上，当日内取文理俱优、人物爽秀，方得解送，取来年十月集上都。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。”
宋朝之制，国初制举，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理达於教化，凡三科。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、黄衣、草泽人，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对御策，试三千言，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诏学士、两省、御史台五品，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，於内外京朝、幕府州县官、草泽中，各举贤良方正一人，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。
景德二年，诏：“复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、才识兼茂明於体用、武足安边、洞明韬略运筹决胜、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，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。如器业可观，具名闻奏，朕将临轩亲试。”
时命两制考文卷，中等者甚少，又命侍读、待制重考。上犹虑遗才，令中书重详定讫，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。
大中祥符元年，时上封者言：“两汉举贤良，多因兵荒灾变，所以询访阙政。今国家受瑞建封，不当复设此科。”於是悉罢。
凡特旨试艺者，有於中书学士舍人院，或特遣官专试，所试诗、赋、论、策、颂、制诏或三篇，或一篇。景德後，唯将命为知制诰者，方试制诰。东封及祀汾阴时，献文者多试业得官。
仁宗天圣七年，诏曰：“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，而制举独久置不设，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，其复置此科。”於是增其名，曰：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，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，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，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，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，凡六，以待京、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。又置书判拔萃科，以待选人之应书者。又高蹈邱园科，沉沦草泽科，茂材异等科，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。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。其法，先上艺业於有司，有司较之，然後试秘阁，中格，然後天子亲策之。
後数岁，李淑上书言：“吏部故事，选人以格限未至者，能试判三节，谓之拔萃。此特有司之事耳，而陛下乃亲策之，非其称矣。又所谓茂材异等，本求出类之隽也，而士之不利乡荐者，始出而应焉。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，宜有以易之。”於是罢书判拔萃科，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；诸常试乡举被黜者，毋复应茂才异等科。其後十馀年，又诏：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，毋得自举。初，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。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，以育为贤，而询奏言：“自古灾异乃册贤良，今者，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，而特视进士之期。凡应此科者，至自称曰贤良方正，曰茂才异等，曰博通坟典，臣以为习扇浇浮，莫甚於此，可悉罢之。”而育复奏曰：“册贤良自晁错始，错非以灾异举也。”帝以育言为然，由是制科得不废，而特禁其自荐而已。
公是刘氏《杂说》曰：“夫自举之与人举之，所以厉世矫俗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？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，至於贤良方正亦自举也，岂不过乎！夫贤良，美称也；方正，善行也。古之当此名者，方将高卧潜处，不知羔雁璧之聘，三四至而遂能起乎，今皆循循然窥颜色、求便利而进矣。争门指，不足以谕其情；侧肩攫金，不足以况其态；鼓腹自鬻，不足以比其羞：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！今世皆知高贤良於进士矣，不知贤良之害於俗，甚於进士也。何以言之邪？人有言曰：‘南城之泽有兔焉，可逐而取也。’彼闻之者，必争先致力焉，然其至者，必游手惰农耳。又有言曰：‘有鹿焉。’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後争之，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，则兔小而鹿大故也。夫进士，兔也；贤良，鹿也。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，而贤良之所动者多，可不慎哉！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，後召试馆职，以不习诗赋求免，仁宗特命试以策论，後遂为故事。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。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。熙宁初，罢制举，其事遂废。”
又曰：“故事，制科分五等，上二等皆虚，惟以下三等取人。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，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，後未有继者。至嘉中，苏子瞻、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。已而子由以言太直，为考官胡武平所，欲黜落，复降为第四等。设科以来，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，故子瞻谢启云：误占久虚之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