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田制所以坏，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。前世虽不立法，其田不在官，亦不在民。唐世虽有公田之名，而有私田之实。其後兵革既起，征敛烦重，遂杂取於民。远近异法，内外异制。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，天下纷纷，遂相兼并，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，要知其弊实出於此。”
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，而田遂为私田，此说恐亦未深考。如萧何买民田自污；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，被召之日，卖其百亩以供车马。则自汉以来，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。盖自秦开阡陌之後，田即为庶人所擅，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。富者有赀可以买田，贵者有力可以占田，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。王翦为大将，请美田宅甚众，又请善田者五人。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，官未尝有授田之法，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，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。苏秦曰：“使我洛阳有田二顷，安能复佩六国相印？”盖秦既不能躬耕，又无赀可以买田，又无权势可以得田，宜其贫困无赖也。
●卷三 田赋考三
○历代田赋之制
元宗开元八年，颁庸调法於天下。
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，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，括籍外羡田、逃户，自占者给复五年，每丁税钱千五百。以摄御史分行括实。阳翟尉皇甫憬上书，言其不可。帝方任融，乃贬憬为盈川尉。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，田亦称是。州县希旨，张虚数，以正田为羡，编户为客，岁终籍钱数百万缗。
沙随程氏曰：“按唐令文，授田每年十月一日，里正预造簿，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，对共给授。谓如里正管百丁，田万亩。立法之意，欲百家仰事俯育，不致困乏耳。因制租、调以禄君子，而养民之意为多。律文脱户者有禁，漏口者有禁，浮浪者有禁，占田违限者有禁，官司应授田而不授、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，但使後世谨守高祖、太宗之法，其为治岂易量哉！中法度废弛，凡史臣所记时弊，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。时天下有户八百万，而浮客乃至八十万，此融之论所以立也。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，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，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？虽有不善，其振业小民，审修旧法，所得多矣。故杜佑作《理道要诀》，称融之功。当是时，姚崇、宋、张九龄辈皆在，岂雷同默默者邪！故唐人後亦思之。然陆贽称租调法曰：‘不校阅而众寡可知，是故一丁之授田，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。非若两税，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。’史臣曰：‘州县希融旨，空张其数，务多其获。’盖与陆贽之说背驰，岂史臣未稽其实邪？”
开元十六年，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。
先是，扬州租、调以钱，岭南以米，安南以丝，益州以罗、纟、由、绫、绢供春采。因诏江南以布代租，凡庸、调、租、资课皆任土所宜。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，而关中蚕桑少，菽麦常贱，乃命庸、调、资课皆以米，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。河南、北不通运州，租皆以绢，代关中调、课，诏度支减转运。
天宝五载，诏贫不能自济者，每乡免三十丁租、庸。
天宝中，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。
按：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，计定垦之数，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。至建中初，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，都得百十馀万亩。
代宗宝应元年，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，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，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，计其大数而徵之，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。不问负之有无，赀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十取八九，谓之“白著”。有不服者，严刑以威之。民有蓄十斛者，则重足以待命，或相聚山林为群盗，县不能制（盗袁晁起浙东，攻陷诸郡，众近二十万，经二年，李光弼讨平之。）
广德元年，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，庸、税、地税依旧。凡亩税二升，男子二十五为成丁，五十五为老，以优民。
大历元年，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，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。以国用急，不及秋，苗方青则徵之，号“青苗钱”又有“地头钱”，亩二十，通名青苗钱。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，上等亩税一斗，下等六升，荒田亩税二升。五年，始定法：夏，上田亩税六升，下田亩四升；秋，上田亩税五升，下田亩三升，荒田如故，青苗钱亩加一倍，而地头钱不在焉。
大历四年，敕：“天下及王公以下，今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，每年税钱：上上户四千文，上中户三千五百，上下户三千，中上户二千五百，中中户二千，中下户千五百，下上户一千，下中户七百，下下户五百文。其见任官，一品准上上户税，九品准下下户税，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。若一户数处任官，亦每处依品纳税。其内外官，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，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，不在税限。百姓有邸店、行铺及炉冶，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，依此税数勘责徵纳。其寄庄户，准旧例从八等户税，寄住户从九等户税，比类百姓，事恐不均，宜递加一等税。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，无问有官无官，亦在所为两等收税，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，馀准九等户税。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