策，薄暮未纳卷者三，奉旨赐烛。既而侍御史刘国瑞言：“宫庭之，自有火禁，贡举之条，不许见烛。虽圣恩宽厚，假以须臾，窃恐玩习成风，浸隳法制。其纳卷最後者，请下御试所降黜。”从之。旧例，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，然殿深易黑，日昃则殿上烛出矣。凡赐烛，正奏名降一甲，如在第五甲，降充本甲末名；特奏名降一等，如在第五等，与摄助教。举人试艺於省闱及国子监、两浙转运司者，皆禁烛。
十四年，御试得进士王容以下。上天姿英明，大廷策士，多自升黜，不尽由有司。是举，王容盖自第三亲擢为榜首。时儒生迭兴，辞章雅正，号“乾淳体”。
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、子史、时务之年，其私议曰：“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返为大成。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经》阙，二戴之礼已非正经，而又废其一。经之为教，己不能备，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。若诸子之学同出於圣人，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，皆不可阙者，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。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使之各以三年，而共通其三四之一。凡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一科，而子年、午年试之；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及二《戴记》为一科，而卯年试之；《春秋》及《三传》为一科，而酉年试之。试义各二道，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义一道，论则分诸子为四科，而分年以附焉。诸史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两《汉》为一科，《三国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一科，《新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为一科。时务则律历、地理为一科，以次分年，如经、子之法，试策各二道。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，而断以己意。有司命题，必依章句。如是，则士无不通之经，无不通之史，而皆可用於世矣。”虽熹议未上闻，而天下诵之。
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：“科举之法，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自太平兴国以来，科名日重，实用日轻，以至於今二百馀年，举天下之人才，一限於科目之内。入是科者，虽杌、饕餮必官之；出是科者，虽周公、孔子必弃之。习之既久，上不以为疑，下不以为怨。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，则上蓄缩而不安，下睥睨而不服。共知其弊，而甘心守之，不敢复议矣。故曰‘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’不论伊、傅、周、召如何，但使诸葛亮、王猛处此，必当自出意度，别作炉鞴，以陶天下之人物，以收拾天下之才智，以共了当时之事，决不受此缠缚也。自王导、谢安以下，随世就事之人，欲於妥帖平静之中，密致分数剂量之效，则必不敢变今之说，取今之士矣。此固无以议为也。然则用王、谢之术为之调度，亦有道乎？曰：‘有。时於寻常尺寸之中，略出神明特达之举，稍更茸己甚之习，薄伸浑厚平直之气，则犹愈於已也。’盖天下之事，虽贵於守法，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。法者所以抑侥幸，非所以抑豪杰也。夫所谓侥幸者，其才不应得，而冒欲得之之谓也。一人得之，众人攀之，其门一开，不可复禁。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，使之欲进而无隙，欲求而无辞，是则法之效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其德宜为人上，其才宜为世用，非所谓侥幸者，此法之所求，非法之所拒也。人所共服，莫敢与比，以此为例，谁敢攀之？有若是者，时出而用之，以示天下不专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，则亦足以补风化，隆实行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。”又曰：“夫科目之盛，自李唐起，而唐之取士，犹未尽出於此也。有上书而得官，如和逢尧、员半千之类是也；有隐逸而召用，如阳城、李渤之类是也；有出於辟举，如韩愈之出於张建封、董晋是也；有出於延誉，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。至於本朝，法令始密，科场条贯，如缚胥吏，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。然祖宗之时，犹有度外之事，如张咏当为举首，而以逊其乡人，则犹有朋友之义也；宋祁当为第一，而令与兄，则犹有兄弟之恩也；延入客次，先通所为文，则犹有礼意也；李畋、张及二人并解，则犹未立额也。此外又有陈乞之恩，聘召之礼，元经行之举，三舍行艺之规，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，故孙复、苏洵之用，犹出於常法之外，而雷简夫、姚嗣宗之官，或由於特达之授。然意欲不安，而法已一定，虽或少出常度，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，须臾之才行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。”
按：取士之弊，人人能言之，然晦、平甫二公之说，则不废科目之法，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，其说犹为确实可行云。
光宗初，建议者云：“省闱试士，春令尚浅，天寒晷短，遇风雪，则砚冰笔冻，书字不成，纵有钜材，莫克展布。请展至二月朔，而殿试则於四月初选日。”从之。
宁宗庆元二年，以谅阴不亲策，省试进士，得正奏名邹应龙等。
自韩胄袭秦桧故智，指道学为伪学，台臣附之，上章论列，诏榜朝堂，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，至云：“伪学之魁，以匹夫窃人主之柄，鼓动天下，故文风未能丕变。请将《语录》之类并行除毁。”既而叶翥上言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