竞属请固不能免，若朝廷於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，必坐举主，有所赦，行遣三五人後，自皆谨择其人，不敢妄举。如此，则士之居乡居家，独处ウ室，立身行已，不敢不谨，惟惧玷缺有闻於外矣。所谓不言之教，不肃而成，不待学官日训月察、立赏告讦，而士行自美矣。”
王觌言：“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挤，若经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额，虽名实孚应，众必合意诋之。此科本以厚风俗，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。乞创额以消争进。”
权知贡举苏轼言：“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，每一试，进士、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。祖宗旧制，礼部已奏名，至御试而黜者甚多。至嘉中年，始尽赐出身，近岁杂犯亦免黜落，皆非祖宗本意。又进士升甲，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，方特升之，皆出一时圣断。今礼部十人以上，别试、国子、开封解试、武举第一人，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，皆定著於令，递升一甲，则是法在有司，恩不归於人主，甚无谓也。”轼又言：“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，约已及四百五十人，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，则当复增数百人。此曹垂老，无他进望，布在州县，惟务黩货，以为归计。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，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於时？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，以此知其无益有损。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，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，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，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，谓之恩泽，非臣所识也。愿断自圣意，止用前命，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，诚有学问，即许出官，其馀皆补文学、长史之类，不理选限，免使积弊之极增重不已。”
八年，中书言：“御试请复用祖宗法，试诗、赋、论三题。且言：士子多已改习诗赋，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馀人，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，可见习赋者多。於是诏：“来年御试，习诗赋人复试三题，专经人且令试策，自後概试三题。”
绍圣元年，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，至三月，诏仍试策。又诏进士罢诗赋，专习经义，仍除去《字说》之禁。又诏礼部，取凡内外试题，悉集以为籍，遇试，颁付考官，以防复出。罢《春秋》科，凡试，优取二礼、两经，许占全额之半，而以其半及他经。既而复立《春秋》博士，崇宁又罢之。
时有建言请於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。朝廷下其议，有司承意，谓为可行。既而右正言邹浩言：“三经义者，所以训经，而其书非经也。以经造士，而以非经之题试之，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。”後出题讫依旧法。
徽宗崇宁三年，诏曰：“神考议以三舍取士，而罢州郡科举，其法行於畿甸，而未及郡国。肆朕纂图，制诏有司讲议其方，成书来上，悉推行之，设辟ń於国郊，以待士之升贡者，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，朕劝励学者至矣。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，不专於学校。其诏天下，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，其州郡发解，及试礼部法并罢，庶几复古。”自此岁试上舍，悉差知举如礼部试。
四年，诏：“将来大比，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，辟ń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士，使即闻之。”时州县悉行三舍法，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，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，其不能辍身试补者，仅可从狭额应科举，不得如在籍者三舍、解试兼与而两得，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。时人议其法曰：“利贵不利贱，利少不利老，利富不利贫。”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，未遽废科举也。
大观元年，诏举八行。
自元仿古，创立经明行修科，主德行而略艺文，取礼部试黜之士附恩科，其时御史既已咎其无所甄别矣。及八行科立，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，不内外，皆不试而补，则往往设为形迹，以求入於八行，固已可厌，至於请徇私，尤难防禁。大抵两科相望几数十年，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，与名格相应者。而八行又有甚弊。士子斥弛，公私交患苦之，不能谁何，乃借八行名称，纳之学校，使其冀望无罚应贡，则稍且自戢，而长史实恐缪举从坐，故宁使之占额不贡。以是知略实艺而追古制，其难盖如此也。
政和二年，亲试举人，始罢赐诗，改赐箴。先时，御史李章言作诗害於经术，自陶潜至李、杜皆遭讥诋。诏送敕局立法，宰臣何执中遂请禁人习诗赋。又诏士毋得习史学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先是，崇宁以来，专意王氏之学，士非三经、《字说》不用。至政和之初，公议不以为是，蔡嶷为翰林学士，慕容彦逢为吏部侍郎，宇文粹中为给事中，张琮为起居舍人，列奏：“欲望今後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。”奉御笔：“经以载道，史以纪事，本末该贯，乃称通儒。可依所奏。今後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，庶得博习之士，不负宾兴之选。”未几，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三代之故，而史载秦、汉、隋、唐之事。学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者，先王之学也；习秦、汉、隋、唐之史者，流俗之学也。今近臣进思之论，不陈尧舜之道，而建汉唐之陋，不使士专经，而使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