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，则不能名实；有司束以声病，学者专於记诵，则不足尽人材。臣等参考众说，择其便於今者，莫若使士皆土著，而教之於学校，则学者修饰矣；先策、论，则文词者留心於治乱矣；简程式，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；问大义，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矣。”乃诏：“州县立学，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，不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。士须在学三百日，乃听预秋赋；旧尝充赋者，百日而止；试於州者，令相保任，有匿服、犯刑、亏行、冒名等禁。三场：先策，次论，次诗赋，通考为去取，而罢帖经、墨义。士通经术，愿对大义者，试十道，可为永式。”初，保宁军推官胡瑗教授湖州，科条纤悉备具，诸生信爱，如其子弟。至是，下湖州取其法，著为学令。是冬，诏罢日限。以余靖言广学舍所以待有志之士，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，或者谓仲淹既去，而执政意皆异，故有是诏。
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，以为诗、赋声病易考，而策、论汗漫难知，祖宗以来，莫之有改，得人尝多。乃诏一依旧条。
嘉二年，亲试举人，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。
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，钩章棘句，浸失浑淳，欧阳知贡举，尤以为患，痛裁抑之，仍严禁挟书者。既而试榜出，时所推誉皆不在选，浇薄之士候修晨朝，群聚诋斥之，街司逻卒不能止，至为《祭欧阳修文》投其家，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。然自是文体亦少变。
时上书者言：“四年一贡举，四方士子，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，一有喧噪，其徒众多，势莫之禁。且中下之士，往往废学数年；才学之士，不幸有故，一不应诏，沈沦十数年，或累举滞留，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，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。宜岁一贡举，中分旧数而荐之。”王洙侍迩英阁讲《周礼》至“三年大比，大考州里，以赞乡大夫废兴”，帝曰：“古者选士如此，今率四五岁一下诏，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。为今之计，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？”下有司议，而议者乃合奏曰：“臣等谓易以岁之法，无害而有利，不足疑也。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，不致久沈，且程文偶不中选，旋亦遇贡举，则无滞才之叹，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，礼部主司易以详较，得士必精矣。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，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。盖由人众，有司无繇察，若人少，则诸伪滥势自不容，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。”於是下诏岁贡举，进士、诸科悉解旧额之半，增设明经，试法：凡明两经或三经、五经，各问大义十条，两经通八、三经通六、五经通五为合格，兼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策时务三条，出身与进士等，而罢说书举。其不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，严其法：每秋赋，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，上於州，州长贰复审察得实，然後上本道使者类试。已保任而後有缺行，则州县皆坐罪；若省试而文理纰缪，坐元考官。
时以科举既数，则高第之人倍众，其擢任恩典宜损於故，乃诏曰：“朕惟国之取士，与士之待举，不可旷而冗也，故立岁之期，以励其勤；约贡举之数，以精其选。著为定式，申敕有司。而高第之人，日尝不次而用，若循旧比，终至滥官，甚无谓也。自今制科入第三等，与进士第一，除大理评事，签书两使幕职官；代还，升通判；再任满，试馆职（前此前三名皆为通判）。其馀以次减降。”自是骤显者鲜，而所得人材及其风浸比旧亦浸衰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，以科举罗天下士，士之策名前列者，或不十年而至公辅，吕文穆公蒙正、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。及嘉以前，亦指日在清显，东坡《送张子平序》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，数其上之三人，凡三十有九，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。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，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，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，故相与爱惜成就，以待其用。至嘉四年之制，前三名始不为通判，第一人才得评事、签判，代还升通判，又任满始除馆职。王安石为政，又杀其法，恩数既削，得人衰矣。观天圣初榜，宋郑公郊、叶清臣、郑文肃公戬，高文庄公若讷、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，二宰相，二执政，一三司使。第二榜，王文忠公尧臣、韩魏公琦、赵康靖公连名。第三榜，王宣徽拱辰、刘相沆、孙文懿公连名。杨榜，不幸即死，王岐公、韩康公绛、王荆公安石连名。刘榜，不显，胡右丞宗愈、安门下焘、刘忠肃公挚、章申公连名，其盛如此。治平以後，第一人作侍从，盖可数矣。”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旧制，天下贡举人到阙，悉皆入对，数不下三千人，谓之‘群见’。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，班列分错，有司不能绳。觐见之日，先设禁闱於著位之前，举人皆拜於禁闱之外，盖欲限其前列也，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，有司患之，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，然尚不减数百人。嘉中，予忝在解头，别为一班，最在前列，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，自馀亦终不成班缀而罢，每为阁门之累。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，谓举人、蕃人、骆驼。”
又曰：“礼部贡院试进士，设香案於阶前，主司与举人对拜，此唐故事也。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