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延元年，诏以日食星陨，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。
哀帝建平元年，诏大司马、列侯、将军、中二千石、州牧、守相举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、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。
四年，诏将军、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。
孝平元始元年，以日食，诏公卿、将军、中二千石举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。
二年，诏举武勇有节明兵法，郡一人，诣公车。冬，诏中二千石举治狱平，岁一人。
五年，召天下通知逸经、古记、天文、历算、锺律、小学、《史篇》、方术、《本草》及以《五经》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教授者，在所为驾一封轺传，遣诣京师，至者数千人。
东汉之制：选举於郡国属功曹，於公府属东西曹，於天台属吏曹尚书，亦曰：“选部”。凡郡国守相，视事未满岁，不得察举孝廉。以其未久，不周知也（东汉举士，多以孝廉，详见本考）。
建武六年，诏举贤良、方正各一人（以後并见本考）。
建武十二年，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，光禄勋岁举茂材、四行各一人，监察御史、司隶、州牧岁举茂材一人（四行，谓淳厚、质朴、谦逊、节俭也）。
章帝时，所徵举率皆特拜，不复简试。士或矫饰，谤议渐生，乃诏曰：“夫乡举里选，必累功劳。今刺史、守相不明真伪，茂材、孝廉岁以百数，既非能著，而当授之政事，甚无谓也。”（馀见《孝廉考》）。
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，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，咎在州郡。有诏下公卿朝臣议，大鸿胪韦彪上议曰：“夫国以简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。孔子曰：‘事亲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。’夫人才行少能相兼，孟公绰优於赵、魏老，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，在其所以磨之故也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以阀阅。然其要在於选二千石，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帝深纳之。
元和二年，令郡国上明经者，口十万以上五人，不满十万三人。
安帝建光元年，令公卿、特进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。
元初元年，诏三公、特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守举淳厚质直各一人。
陈忠上疏曰：“嘉谋异策，宜辄纳用。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，宜垂省览，以广直言之路。”书御，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。
永初二年，诏曰：“间者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，远求博选，开不讳之路，冀得至谋，以鉴不逮，而所对皆循尚浮言，无卓尔异闻。其有百僚及郡国吏人，有道术、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，各使指变以闻。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，博衍幽隐，朕将亲览，待以不次。”
顺帝阳嘉元年，除郡国耆儒十九人补郎、舍人。二年，又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、舍人，及诸王国郎。
顺帝永嘉元年，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，限年四十以上，儒者试经学，文吏试章奏。胡广之。诏从雄议。（详见《孝廉门》）。
先公曰：“公府，三公府也。端门，太微垣，左右执法所舍，即御史府，犹近世御史台。覆试，进士之法也，试之公府，而覆之端门，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。是法也，胡广首其非，帝不从，既行而广出为济阴太守，首坐缪举之罚，盖公正之法，庸回者之所不便也。左伯豪在当世，风节刚劲，举雄者虞诩也，雄所举者周举也。观举雄者，与雄所举者，雄之为人可知矣；得雄之为人，雄之为法可知矣。范史推其效验，至於倾而未颠，决而未溃，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，而陈蕃、李膺之徒，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。其坐缪举者，胡广辈尔。”
灵帝建宁元年，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。
范晔论曰：“汉初，诏举贤良、方正，州郡察孝廉、秀才，斯亦贡士之方也。中兴以後，复增淳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淳厚之属，荣路既广，觖望难裁。自是窃名伪服，浸以流竞，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。自左雄任事，限年试才，虽颇有不密，固亦因识时宜，而黄琼、胡广、张衡、崔瑗之徒，泥滞旧方，互相诡。循名者屈其短，算实者挺其效，故雄在尚书，天下莫敢妄选，十馀年间，称为得人，斯亦效实之证乎！顺帝始以童弱反政，而号令自出，知能任使，故士得用情，天下喁喁，仰其风采。遂乃备元玉帛，以聘南阳樊英，天子降寝殿，设坛席，尚书奉引，延问得失，急登贤之举，虚降已之礼。於是处士鄙生，忘其拘儒，拂巾衽褐，以企旌车之招矣！至乃英能承风，俊咸事，若李固、周举之渊谟弘深，左雄、黄琼之政事正固，桓焉、杨厚以儒学进，崔瑗、马融以文章显，吴、苏章、种、栾巴牧民之良，庞参、虞诩将帅之宏规，王龚、张皓虚心以推士，张纲、杜乔直道以纠违，郎ダ阴阳详密，张衡机术特妙，东京之士，於兹盛焉。向使庙堂纳其高谋，疆埸宣其智力，帷幄容其謇辞，举措禀其成式，则武、宣之轨，岂其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