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文臣：一千石减二年磨勘，选人转一官，以上循资及占射差遣有差。武臣亦如之。五千石以上，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。
臣僚言：“诸路旱伤，乞以展放，展阁责之运司，籴给、借贷责之常平司，觉察妄滥责之提刑司，体量措置责之安抚司。”上谕宰执曰：“转运只言检放一事，恐他日振济之类必不肯任责。”虞允文奏曰：“转运司管一路财赋，谓之省计。凡州郡有馀、不足，通融相补，正其责也。”
淳熙八年，诏支会子二十二万，并浙东路常平义钱内支一十万贯，付提举朱熹，措置振粜。
十年，江东宪臣尤袤召人，言：“东南民力凋弊，中人之家至无数月之储。前年旱伤，江东之南康、江西之兴国俱是小垒，南康饥民一十二万二千有奇，兴国饥民七万二千有奇。且祖宗盛时，荒政著闻者，莫如富弼之在青州，赵之在会稽，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，夷考其实，则青州一路饥民止十五万，几及南康一军之数；会稽大郡，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，以兴国较之，已是三倍。至於振赡之米弼，用十五万，用三万六千。今江东公私合力振救，为米一百四十二万，去岁江西振济兴国一军，除民劝诱所得，出於官者自当七万，其视青州一路、会稽一郡，所费实相倍蓰，则知今日公私诚是困竭，不宜复有小歉。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，频年旱，发之略尽。今所以为预备之计，唯有多出缗钱，广储米斛而己。”又言：“救荒之政，莫急於劝分。昨者朝廷立赏格以募出粟，富家忻然输纳，故庚子之旱不费支吾者，用此策也。自後输纳既多，朝廷吝於推赏，多方沮抑，或恐富家以命令为不信，乞诏有司施行。”
浙东提举朱熹与丞相王淮书曰：“今上自执政，下及庶僚，内而侍从，外而牧守，皆可以交结附而得。明公不此之爱，而顾爱此迪功、文学、承信、校尉十数人之赏，以为重惜名器之计，愚亦不知其何说也。大抵朝廷爱民之心，不如惜费之甚，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；明公忧国之念，不如爱身之切，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。此其自谋，可谓尽矣，然自旁观论，则亦可谓不思之甚也。”
宁宗嘉定二年，起居郎贾从熟言：“出粟振济，赏有常典，多者至命以官，固足示劝，然应格г赏者未有一二。偏方小郡，号为上户者，不过常产耳，今不必尽责以振济，但随力所及，或粜或贷，广而及於一乡，狭而及於一都，有司核实量多寡与之免役一次，少者一年或半年，庶几官不失信，民必乐从。”从之。
●卷二十七 国用考五
○蠲贷
汉文帝二年，民贷种食未入、入未备者，皆赦之。
十二年，赐天下民田租之半。
十三年，除民之田租。
右除田租，始於汉文，以後或因行幸所过除田租，或各处灾伤除田租，非遍及天下者不录。详见《田赋考》。
武帝元朔元年，诸逋贷在孝景後三年以前，皆勿收。
昭帝始元二年，诏所振贷种食勿收责。
按：汉以来始有蠲贷之事，其所蠲贷者有二：田赋一也，逋债二也，何三代之时独不闻有所蠲贷邪？盖三代之所以取民，田赋而已，贡、助、彻之法虽不离乎什一，然往往随时随地为之权衡，未尝立为一定不易之制，故《禹贡》九州之地，如人功多则田下而赋上，人功少则田上而赋下。兖州之地，盖十有三载而後可同於他州，又有杂出於数等之，如下上、上错、下中三错之类，可见其未尝立为定法。孟子以为治地莫不善於贡，亦病其较数岁之中以为常，然则数岁之外亦未尝不变易，非如後世立经常之定额，其登於赋额者，遂升合不可悬欠也。盖其所谓田赋者，既随时斟酌而取之，则自不令其输纳不敷而至於逋悬，既无逋悬，则何有於蠲贷？而当时之民，亦秉义以事其上，所谓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”所谓私田稼不善则非吏，公田稼不善则非农，则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，而徼幸其我蠲。至於田赋之外，则未尝他取於民，虽有春省耕，补不足；秋省敛助不给之制，然未闻责其偿也。春秋时，始有施舍己责之说，家量贷而公量收之说。秦、汉而下，赋税之额始定，而民不敢逋额内之租，征敛之名始多，而官复有税外之取。夫如是，故上之人不容不视时之丰歉、民之贫富而时有蠲贷之令，亦其势然也。由唐以来，取民之制愈重，其法愈繁，故蠲贷之令愈多，或以水旱，或以乱离。改易朝代，则有所蠲；恢拓土宇，则有所蠲；甚至三岁祀帝之赦，亦必有所蠲，以为常典。盖征敛之法本苛，逋欠之数日多，故蠲贷之令不容不密，而桀黠顽犷之徒，至有故逋常赋以待蠲，而以为得策，则上下胥失之矣。
宣帝元康元年，诏所振贷勿收。
神爵元年，诏所振贷物勿收。
元帝永光四年，诏所贷贫民勿收责。
鸿嘉元年，诏逋贷未入者勿收。
四年，逋贷勿收。
成帝河平四年，诏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。
後汉章帝元年，诏以大旱，勿收兖、豫、徐州田租。
和帝永元四年，诏郡国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