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岁之上下数邦用，以知足否，以诏用，以治年之丰凶。凡万民之食食者，人四，上也；人三，中也；人二，下也（此皆谓一月食米也。六斗四升曰）。若食不能人二，则令邦移民就，诏王杀邦用。
汉高祖二年，关中大饥，米斛万钱，人相食。令民就食蜀汉。
文帝六年，大旱，蝗。发仓庾以振贫民。
武帝四年，山东被水灾，民多饥乏。於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禀，以振贫民。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假贷。尚不能救，乃徒贫民於关以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士十馀万口，衣食皆仰给於县官，数岁，贷与产业，使者分部护，冠盖相望，费以亿计。
元鼎二年，诏曰：“水潦移於江南，迫隆冬至，朕惧其饥寒不治。江南之地，火耕水耨，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，遣博士中等分循行，谕告所抵，无令重困。吏民有救振饥民免其厄者，具以名闻。”
河内贫民伤水旱万馀家，汲黯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，以振贫民，请归节伏矫制罪。上贤而释之。
昭帝元凤三年，诏曰：“乃者民被水灾，颇匮於食，朕虚仓禀，使使者振困乏，其止四年毋漕。三年以前所振贷，非丞相、御史所请，边郡受牛者勿收责（武帝始开边，徒民屯田，皆与犁、牛。後丞相、御史复有所请。令敕自上所赐予勿收责，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）。”
宣帝本始四年，诏曰：“今岁不登，己遣使者振贷困乏，使农移就业。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，输长安仓，助贷贫民，以车船载入关，得无用传（传，传符也。欲之多，故不问其出入）。”
元帝初元元年，诏振业贫民，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、食。
永光元年，赦天下，令各务农，无田者皆假之，贷种、食如贫民。
永光四年，诏所贷贫民勿收责。
成帝河平四年，振贷濒河郡水伤不能自存者，避水他郡国，所在冗食之（冗，散。禀食使生活，不占著户给役使也）。
永始二年，诏曰：“关东比岁不登，吏民以义收食贫民、入物助县官振赡者，已赐直，其百万以上，加赐爵右更，欲为吏，补三百石，其吏也迁二等。三十万以上，赐爵五大夫，吏亦迁二等，民补郎。十万以上，家无出租赋三岁。万钱以上，一年。”
光武建武六年，令郡国有者，给禀高年、鳏、寡、孤、独、笃癃，无家不能自存者。
明帝永平十八年，赐鳏、寡、孤、独、笃癃不能自存者，人三斛。
章帝建初十六年，诏贫民有田业而匮乏者贷种粮，勿收责。
以後，以各处水旱、饥馑，振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。
献帝兴平元年，三辅大旱，帝出太仓米豆作糜食饥人。
时一斛五十万，豆麦一斛二十万，人相食啖，白骨委积。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，为饥人作糜粥，经日而死者如故。帝疑振恤有虚，乃亲於御座前量试作糜，乃知非实，使侍中刘艾出责有司，收侯汶考实，杖五十。自是之後，多得全济。
魏文帝黄初二年，冀州大蝗，民饥，遣使开仓禀以振之。
明帝景初元年，冀、兖、徐、豫四州遇水，遣使循行。没溺死亡及失产财者，所在开仓振给之。
吴大帝赤乌三年，民饥，诏开仓禀以振贫穷。
晋成帝咸康元年，扬州诸郡饥，遣使开仓振给。
宋文帝元嘉中，三吴水潦，贵人饥。彭城王义康立议：“以东土灾荒，人稠踊，富商蓄米，日成其价。宜班下所在，隐其虚实，令积蓄之家，听留一年储，馀皆勒使粜货，为制平价。又沿淮岁丰，令三吴饥人，即以贷给，使强壮转运，以赡老弱。”又诏以会稽、宣城二郡米百万斛赐遭水人。
二十年，诸州郡水旱，人大饥，遣使开仓振恤。
魏孝文太和元年，诏州郡水、旱、蝗，人饥，开仓振恤。
七年，以冀、定二州饥，诏郡县为粥於路以食之。定州上言，为粥所活者，九十四万七千馀口。冀州上言，为粥所活者，七十五万一千七百馀口。
宣武延昌元年，州郡十一大水，诏开仓振恤，以京师贵，出仓粟八十万石以振恤贫民。
隋文帝开皇十四年，关中大旱，民饥，上遣左右视民食，得豆屑杂糠以献，为之流涕，不御酒，殆将一期。乃帅民就食於洛阳，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，男女参厕於仗卫之，遇扶老携幼，辄引马避之，慰勉而去；至艰险之处，见负担者，令左右扶助之。
唐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：“开皇大旱，隋文帝不许振给，而令百姓就食山东，比至末年，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。炀帝恃其富饶，侈心无厌，卒亡天下。但是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，其馀何用哉！”
唐太宗贞观二年，山东旱，遣使振恤饥民，鬻子者，出金宝赎还之。
以後，发常平义仓振恤事，并见《市粜考》，兹不再录。
周显德六年，淮南饥，上命以米贷之，或曰：“民贫，恐不能偿。”上曰：“民犹子也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