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以材，江淮大州，岁授官者十馀人，乃罢长定纲，送五万者书上考，七万者减一选，五十万减三选而己。及户部侍郎裴休为使，以河濒县令董漕事，自江达渭，运米四十万石。居三岁，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。凡漕达於京师而足国用者，大略如此。其他州、县、方镇，漕以自资，或兵所征行，转运以给一时之用者，皆不足纪。
贞元初，陆贽上奏，言：“邦畿之税，给用不充，东方岁运租米，冒淮湖风浪之险，溯河、渭湍险之艰，费多而益寡。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，则曰国之大事，不烦费损，故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言。虽知劳烦，不可废也。习近利而不防远虑者，则曰每至秋成，但令畿内和籴，既易集事，又足劝农，何必转输，徒耗财用。臣以两家之论，互有短长，各申偏执之怀，俱昧变通之术。若国家理安，钱俱富，黎蕃息，力役靡施，然後常以羡财，益广漕运，虽有厚费，资贫人。贞元之始，巨盗初平，太仓无兼月之储，关辅遇连年之旱，而有司奏停水运，务省脚钱，至使郊畿烟火殆绝，馁殍相望，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。近岁关辅年屡登，数减百姓税钱，许其折纳粟麦，公储委积，足给数年，农家犹苦贱。今夏江淮水潦，漂损田苗，米价倍贵，流庸颇多，关辅以贱伤农，宜加价籴，以劝稼穑。江淮以贵民困，宜减价粜米，以救凶灾。今宜籴之处则无钱，宜粜之处则无米，而又运彼所乏，益此所馀，所谓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也。今淮南诸州米，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，从淮入渭桥，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，计运米一斗，总当钱三百五十文，其米既糙且陈，尤为京邑所贱。据市司月估，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而己，耗其九而存其一，馁彼人而伤此农，制事若斯，可谓深失矣。今约计一年和籴之数，可当转运二年；一斛转运之资，足以和籴五斛。比较即时利害，运务且合悉停。臣窃虑停运，则舟船无用，坏烂莫修；倘遇凶灾，复须转漕，临时鸠集，理必淹迟。臣今欲减所转之数，以实边储。其江淮诸道，运米至河阴，河阴运米至太原仓，太原运米至东渭桥，来年各请停所运三之二。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，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，於水灾州县粜之，以救贫乏，计得钱六十四万缗，减僦直六十九万缗。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，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阙数，斗用百钱，以利农人；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，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，馀十万四千缗，以充来年和籴之价；其江、淮米钱僦直，并委转运使折市绫、绢、纟、绵，以输上都，偿先贷户部钱，如此，则不扰一人，无废百事。但於常用之内，收其枉费之资，百万赢粮，坐实边鄙，又有劝农振乏之利，存乎其矣！”
元，东坡苏氏《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》曰：“臣闻唐代宗时，刘晏为江淮转运使，始於扬州造转运船，每船载一千石，十船为一纲，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。每造一船，破钱一千贯，而实费不及五百贯。或讥其枉费，晏曰：‘大国不可以小道理，凡所创置，须谋经久，船场既兴，执事者非一，须有馀剩，养活众人，私用不窘，则官物牢固。’乃於扬子县置十船场，差专知官十人，不数年，皆致富赡。凡五十馀年，船场既无破败，馈运亦不阙绝。至咸通末，有杜侍御者，始以一千石船，分造五百石船二只，船始败坏。而吴尧卿者，为扬子院官，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，实数估给，其钱无复宽剩。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，而船场遂破，馈运不给，不久遂有黄巢之乱，刘晏以一千贯造船，破五百贯为千系人欺隐之资，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，可谓疏缪之极矣！然晏运四十万石，当用船四百只，五年而一更造，是岁造八十只也。每只剩破五百贯，是岁失四万贯也。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！得失至微，而馈运不继，以贻天下之大祸。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，未尝不成於大度之士，而败於寒陋之小人也。国家财用大事，安危所出，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，则可以经久不败矣。”
按：西汉与唐俱都关中，皆运东南之粟以饷京师，自河、渭溯流而上，然汉武帝时，运六百万斛，唐天宝极盛之时，韦坚为水陆运使，仅一岁能致四百万斛馀。岁止二百五十万斛。而至德以後，仅百馀万而已，俱未能如汉之数。且考之《食货志》，及参以陆、苏二公之言，则运弥艰，费弥重，岂古今水道有险易之不同邪？当考。
咸通元年，南蛮陷交趾，徵诸道兵赴岭南。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氵零渠，并江西水运，以馈行营诸军。溯运艰难，军屯广州乏食，润州人陈石诣阙言：“海船至福建，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；自福建不一月，至广州得船数十艘，便可得三五万石，胜於江西、湖南溯流运粮。”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。乃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县专督海运，於是军不阙供。
後唐同光三年，吏部尚书李琪奏请敕下诸道，合差百姓转般之数，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者，五百石以上，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，有官者依资次迁授，欠选者便与放选，千石以上至万石者，不拘文武，显示赏酬。免令方春农人流散，此亦转仓赡军之一术也。敕租庸司下诸州，有应募者闻奏施行。
长兴二年，敕应沿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