於黄、垂（音谁。东莱二县）、琅琊负海之郡，转输北河（言沿海诸郡，皆令转输至北河。北河，今朔方之北河也），率三十锺而致一石（六斛四斗为锺。计其道路所费，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）。
汉兴，高帝时，漕运山东之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娄敬说帝都关中。张良曰：“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，东制诸侯，诸侯安定；河、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，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，敬说是也。”孝文时，贾谊上说曰：“天子都长安，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，钅强道数千，不轻致输，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徵，至无状也。古者天子地方千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繇使，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；公侯地百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繇使，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。输者不苦其繇，繇者不伤其费，故远方人安。及秦，不能分人寸地，欲自有之，输将起海上而来，一钱之赋，数十钱之费，不轻而致也。上之所得甚少，而人之所苦甚多也。”
孝武建元中，通西南夷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粮，至十馀锺致一石。其後，东灭朝鲜，置沧海郡，人徒之众，拟西南夷。又卫青击匈奴，取河南地（今朔方）。复兴十万馀人，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。
元光中，大司农郑当时言於帝曰：“异时关东运粟，漕水从渭中上，度六月而罢，而渭水道九百馀里，时有难处。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傍南山下，至河三百馀里，径易漕，度可三月罢，而渠下民田万馀顷，又可得以溉，此损漕省卒，而卒肥关中之地，得。”上以为然，发卒穿渠以漕运，大便利也。其後，番系言：“漕从山东西，岁百馀万石，更底柱之险，败亡甚多，而亦颇费。穿渠引汾，溉皮氏、汾阴下，引河溉汾阴、蒲阪下（皮氏，今绛郡龙门县。汾阴、蒲阪，今河东郡宝鼎、河东二县），度可得五千顷，故尽河ヂ弃地，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。从渭上，与关中无异，而底柱之东，可无复漕。”上又以为然，发卒作渠田。数岁，河移徙，渠不到，田者不能偿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予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（时越人徙者以田予之，其租税入少府，其入未多，故谓之稍）。其後，又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（褒、斜，二水名。褒水东流，南入沔，今汉中郡褒城县。斜水北流入渭，今武功县及扶风郡）。及漕，事下御史大夫张汤，汤言：“抵蜀从故道，多阪，回远。今穿褒斜道，少阪，近四百里。而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漕。漕从南阳上沔入褒，褒之绝水至斜，百馀里，以车转，从斜入渭。如此，汉中可致，而山东从沔无限，便於底柱之漕，且褒、斜材木竹箭之饶，拟於巴蜀。”上以为然，拜汤子为汉中守，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。道果便近，而水多湍石，不可漕。
武帝作柏梁台，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，及官自籴乃足。
元封元年，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、赎罪，他郡各输急处，而诸农各致粟，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。一岁之中，太仓、甘泉仓满，边馀。
按：汉初，致山东之粟，不过岁数十万石耳。至孝武，而岁至六百万石，则几十倍其数矣。虽征敛苛烦，取之无艺，亦由河渠疏利，致之有道也。
昭帝元凤二年，诏：“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。”三年，诏曰：“民被水灾，颇匮於食，其止四年勿漕。”
孝宣即位，岁数丰穰，耿寿昌五凤中奏言：“故事，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用卒六万人。宜籴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，太原等郡，足供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。”天子从其计。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：“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，筑仓理船，费直二万万馀（万万，亿也），有动众之功，恐生旱气，人被其灾，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，其深计远虑，诚未足任，宜且如故。”帝不听，漕事果便。
光武北征，命寇恂守河内，收四百万斛以给军，以辇车骊驾，转输不绝。
虞诩为武都太守，开漕船道，而水运通利。
明帝永平十三年，汴渠成。河、汴分流，复其旧迹。初，平帝时，河、汴决坏，久而不修。建武时，光武欲修之而未果。其後，汴渠东侵，日月弥广，兖、豫百姓怨叹。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，乃诏发卒数十万，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，自荣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。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洄注，无溃漏之患。费以百亿计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。文士考《禹贡》言尧都冀州，居河下流，而八都贡赋重於用民力，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。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，求之故迹而不得，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，不起於隋。世既久远，或名鸿沟，或名官渡，或名汴渠，大概皆自河入淮，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於冀也。今据《後汉书》，则平帝时己有汴渠，曰‘河、汴决坏’，则谓输受之所也。至是，发卒四十万修渠堤，则平地起两岸，而汴水行其中也。十里立一水门，更相洄注，则以节制上流，恐河溢为患也。是正与今之汴渠制度无异，特未有导洛之事耳。史曰‘渠堤自荣阳而东’，则上疑其为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