屡经名人是正，其舛讹绝少，但编次殊失伦类，有暇者宜再编之。
李汉文集序略曰：先生幼孤，自知读书为文，日记数千百言。比壮，经书通念晓析，酷排释氏，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。汗澜卓踔，ち氵宏澄深，诡然而蛟龙翔，蔚然而虎凤跃，锵然而韶钧鸣。日光玉洁，周情孔思，千态万貌，卒泽於道德仁义，炳如也。洞视万古，悠恻当世，遂大拯颓风，教人自为。时人始而惊，中而笑且排，先生益坚，终而翕然随以定。呜呼！先生於文，摧陷廓清之功，比於武事，可谓雄伟不常者矣。
本传赞曰：愈以《六经》之文为诸儒倡，障是末流，反元刂以朴，划伪以真，粹然一出於正，刊落陈言，横骛别驱，汪洋大肆，无抵<午吾>圣人者。又云：其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数十篇，皆奥衍宏深，与孟轲、扬雄相为表里，而佐佑《六经》云。至其他文，造端置辞，要不为蹈袭前人者。惟愈为之，沛然有馀，至其徒李翱、李汉、皇甫从而效之，遂不及远甚。
程子曰：韩退之晚年为文，所得甚多。学本是修德，有德然後有言。退之因学文，日求其所未至，遂有所得，亦近世豪杰之士。如《原道》中言语虽有病，然自孟子而後，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，才见此人。
欧公《诗话》曰：退之笔力，无施不可，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，故其诗曰：“多情怀酒伴，馀事作诗人”也。然其资谈笑，助谐谑，叙人情，状物态，一寓於诗，而曲尽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，固不足论，而予独爱其工於韵也。盖其得韵宽，则波澜横溢，泛入傍韵，乍还乍离，出入回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，如“此日足可惜”之类是也。得韵窄，则不复傍出，而因难见巧，愈险愈奇，如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之类是也。余尝与圣俞论此，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，通衢广陌，纵横驰逐，惟意所之。至於水曲蚁封，疾徐中节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圣俞戏曰：“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，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，窄韵独用而反不出，岂非其拗强而然与？”坐客皆为之笑也。
陈氏曰：李汉序公文，言辱知最厚，且亲收拾遗文，无所失坠者，惧後之人伪妄，辄附益其中也。外有《注论语》十卷传学者，《顺宗实录》五卷列于史官，不在集中。今《实录》在《外集》。然则世所谓《外集》者，自《实录》外皆伪妄，或韩公及其婿所删去也。南阳者，唐东都之河阳，《春秋传》“晋於是始启南阳”者也。《新书》以为邓州，非是。方崧卿《年谱》辩之详矣。
※《韩文公志》五卷
陈氏曰：金堂樊汝霖泽之撰。汝霖尝为《韩集》、《谱注》四十五卷，又集其碑志、祭文、序谱之属为一编，此是也。《谱注》未之见。汝霖，宣和六年进士，仕至泸帅以卒。玉山汪端明志其墓。
※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一卷《附录》五卷《年谱》一卷《举正》十卷《外抄》八卷
陈氏曰：《年谱》，洪兴祖撰。莆田方崧卿增考，且撰《举正》以校其同异，而刻之南安。《外集》但据嘉蜀本刘烨所录二十五篇，而附以石刻、联句、诗文之遗见於他集者。及葛峤刻柳文，则又以大庾丞韩郁所编注诸本号《外集》者，并考疑误，辑遗事，共为《外抄》刻之。
※《校定韩昌黎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
陈氏曰：晦庵朱侍讲熹以方氏本校定，凡异同定归一，多所发明，有益後学。《外集》皆如旧本，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。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，《外集》删削甚严，而存此书，以见其邀速常语初无崇信之说，但欲明世问答之伪，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。盖由欧公跋语之故。不知欧公自以《易大传》之名与己意合，从而实之。此自通人之一蔽，东坡固尝深辩之。然其谬妄，三尺童子所共识，不待坡公也。今朱公决以为韩笔无疑，方氏未足责，晦翁识高一世，而其所定者乃尔，殆不可解。今按《外集》第七卷曰“疑误”者，韩郁注云，潮州灵山寺所刻，末云“吏部侍郎、潮州刺史”者，非也。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，晚乃由兵部为吏部，流俗但称韩吏部尔。其书盖国初所刻，故其谬如此。又潮本《韩集》不见有此书，使灵山旧有此，刻集时何不编入？可见此书之妄也。然其妄甚白，亦不待此而明。朱子《韩文考异序》曰：南安韩文出莆田方氏，近世号为佳本，予读之信然，然犹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，而多折衷於三本也。原三本之见信，杭、蜀以旧阁、以官，其信之也则宜。然如欧阳公之言，韩文印本初未必误，多为校雠者妄改。亦谓如《罗池碑》改“步”为“涉”，《田氏庙》改“天明”为“王明”之类耳。观其自言，为儿童时得蜀本韩文於随州李氏，计其岁月，当在天禧中年。且其书已故敝脱略，则其摹印之日，与祥符杭本，盖未知其孰先孰後。而嘉蜀本又其子孙明矣。然而犹曰：“二十年闻人有善本者，必求而改正之。”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，而悉从之也。至於秘阁、官本，则亦民所献，掌故令史所抄，而一时馆职所校耳。其所传者，岂真作者之手藁？而正之者，岂尽刘向、扬雄之伦哉？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，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