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、江陵、成都、扬、汴、苏、洪置常平轻重本钱，上至百万缗，下至十万，积米、粟、布、帛、丝、麻，贵则下价而出之，贱则加估而收之。诸道津会置吏，阅商贾钱，每缗税二十，竹、木、茶、漆十之一，以赡常平本钱。”德宗纳其策。属军用蹙迫，亦随而耗竭，不能备常平之积。
贞观、开元後，边土西举高昌、龟兹、焉耆、小勃律，北抵薛延陀故地，缘边数十州戍重兵，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，於是初有和籴。牛仙客为相，有彭果献策，广关辅之籴，京师粮廪益羡。自是，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。
按：唐都关中，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，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，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，然後浮河、渭，溯流以入关，是以其至也难。故开元以前，岁若不登，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。自牛仙客献策和籴，然後始免此行。然肃、代之後，既无东幸之事，东南馈饷稍不至，则上下皇皇，立有菜色之忧。三代以前，京畿千里，自甸服百里赋纳，至於五百里米，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，不过任土作贡，以输王府，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徵之。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後世不殊，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，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，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。然则不能量入为出，以制国用，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，多为法以取之，益见其不足耳！
天宝中，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，斗增三钱，每岁递输京仓者百馀斛，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，贵则贱价而粜。
贞元初，吐蕃劫盟，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。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，北至河曲，人户无几。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，皆籴於关中。宰相陆贽以“关中贱，请和籴，可至百馀万斛。计诸县船车至太仓，价四十馀，米价七十，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，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。减转运以实边，存转运以备时要。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，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，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。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，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。京城东渭桥之籴斗，增时估三十以利农。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。”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，然不能尽用贽议。
贞元四年，诏京兆府於时价外，加估和籴，差清强官先给价直，然後贮纳，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。先是，京畿和籴多被抑配，或物估逾於时价，或先敛而後给直，追集停拥，百姓苦之。及闻是诏，皆忻便乐输。
宪宗即位之初，有司以岁丰熟，请畿内和籴。当时府县配户督限，有稽违则追蹙鞭挞，甚於税赋，号为和籴，其实害民。
白居易上疏曰：“和籴之事，以臣所观，有害无利。何者？凡曰和籴，则官出钱，人出，两和商量，然後交易。今则不然，配户督限，蹙迫鞭挞，甚於税赋，何名和籴！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，比时价稍有优饶，利之诱人，人必情愿。且本请和籴，惟图利人，人若有利，自然愿来。今若除前之，行此之便，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。又必不得已，则不如折籴。折籴者，折青苗税钱，使纳斗斛，免令贱粜，别纳见钱，在於农人，亦真为利。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，多是杂色匹段，百姓又须转卖，然後将纳税钱。至於给付不免侵偷，货易不免损折，所失过本，其可知。今若量折税钱，使纳斗斛，则既无贱籴麦粟之费，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於人，美归於上，则折籴之便，岂不昭然？由是而论，则配户不如开场，和籴不如折籴，亦甚明矣。臣久处村，曾为和籴之户，亲被迫蹙，实不堪命。臣近为畿尉，曾领和籴之司，亲自鞭挞，所不忍闻。伏望宸衷俯赐详察。”
元和六年，制：“京畿旧已尽，粟麦未登，宜以常平、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。诸道州府有乏粮处，依例借贷。淮南、浙西、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赈贷并停徵，容至丰年，然後填纳。”
元和七年，户部奏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：泽蔡四十万石，郑、滑、易、定各一十五万石，夏州八万石，河阳一十万石，太原二十万石，灵武七万石，振武、丰州、盐州各五万石，凡一百三十万石。令於时价每斗加十文，所冀人知劝农，国有常备。
十二年，诏诸道应遭水州府，以当处义仓斛斗，据所损多少，量事赈给，讫具数闻奏。
十三年，户部侍郎孟简奏：“天下州府常平、义仓等斗斛，请准旧例减估出粜，但以石数奏申，有司更不收管，州县得专达，以利百姓。”从之。
长庆元年，以京北、京西和籴扰人罢之。
四年，诏於关内、关外折籴、和籴一百五十万石，用备饥歉。
宝历元年，以两京、河西大稔，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，以备灾。
开成元年，户部奏：“应诸州府所置常平、义仓，伏请今後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，逐年添贮义仓。敛之至轻，事必通济，岁月稍久，自致盈充，纵逢水旱之灾，永绝流亡之虑。”从之。
太和，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、义仓本钱，岁增市之。非遇水旱不增者，判官罚俸、书下考，州县假借，以枉法论。
宋太祖皇帝乾德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