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不笃於自信者也。夫孔、孟之时，去周之初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巳亡，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为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，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变也，不必尽同，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乎流俗，而笃於自信者也。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於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弊。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“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於天下，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後以禁则齐；使後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後以戒则明，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、五十年之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废也。”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二十二篇。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刘向叙《战国策》，言其书错乱相揉莒，本字多脱误为半字，以“赵”为“肖”，以“齐”为“立”，如此类者多。余按今传於世者，大抵不可读，其《韩非子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高士传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序》诸书所引用者，多今本所无。向博极群书，但择焉不精，不止於文字脱误而已。惟太史公《史记》所采之事九十有三，则明白光艳，悉可稽考，视向为有矣！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班固称太史公取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作《史记》。三书者，一经太史公采择，後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，予惑焉。每读此书，见其丛脞少伦，同异错出，事或著於秦、齐，又复见於楚、赵，言辞谋议，如出一人之口，虽刘向校定，卒不可正其淆驳，会其统归，故是书之汨，有不可得而辩者。况於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乎？二书纪载，殊无奇耳，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於此？夫载战国、楚、汉之事，舍三书他无可考者，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？柳子厚尝谓“左氏《国语》，其闳深杰异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，而其说多诬淫，不概於圣。余惧世之学者，惑其文采而沦於是非，作《非国语》。”昔读是书，殊是以子厚言之或过矣。反覆《战国策》而後三叹，《非国语》之作，其用意切且深也。予遂效此，尽取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同异，又与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杂见者，各汇正之，名曰《战国策考》。
水心叶氏曰：春秋以後，接秦之兴，无本书可考，司马迁《史记》，杂取诸书及野语流传，会聚之所成也。故战国一节，不敢使与《左传》同，便为成书，直加据定。而《战国策》本迁所凭依，粗有诸国事，读者以岁月验其先後，因之以知得失，或庶几焉。且其设权立计，有系当时利害之大者，学者将以观事变，固不宜略，然十才一二耳。其馀纤碎反覆，徒竞锥刀之细，市井小人之所羞称，所谓不足以挂牙颊也，又乌在其皆可喜而可观哉！夫习於儇陋浅妄之夸说，使与道德礼义相乱，其为学者心术之巨蠹甚矣！
※《鲍氏校定战国策》十卷
陈氏曰：尚书郎括苍鲍彪注。以西周正统所在，易为卷首。其注凡四易藁乃定。
右从横家。
●卷二百十三 经籍考四十
○子（杂家）
《汉 艺文志》：杂家者流，盖出於议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羡而无所归心。
《汉志》：二十家，四百三篇。
《隋志》：九十七部，合二千七百二十卷。
《唐志》：六十四家，七十五部，一千一百三卷（失姓名六家。虞世南以下不著录三十四家，八百十六卷）。
《宋三朝志》：七十部，七百三十三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：十二部，七十卷。
《宋四朝志》：一十七部，九十五卷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一百十九家，一百四十九部，一千七百六卷。
※《范子计然》十五卷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计然遨游海泽，自称“渔父”。范蠡有请曰：“先生有阴德，愿令越社稷长保血食。”计然曰：“越王乌喙，不可以同利。”蠡之智其有决於此乎。此编卷十有二，往往极阴阳之变，穷历数之微。其言之妙者，有曰：“圣人之变，如水随形。”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