！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辩其音训云。
东坡苏氏曰：尝读《周官》司马法，得军旅什伍之数。其後读管夷吾书，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。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，而非以求胜敌也，故其为法，要以不可收而已。至於桓、文，非决胜无以定霸，故其法在必胜。繁而曲者，所以为不可败也；简而直者，所以为必胜也。
水心叶氏曰：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笔，亦非一时之书，莫知谁所为。以其言毛嫱、西施、吴王好剑推之，当是春秋末年。又“持满定倾，不为人客”等，亦种、蠡所遵用也。其时固有师传，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，贾谊、晁错以为经本，故司马迁谓“读管氏书，详哉其言之也”。篇目次第，最为整比，乃汉世行书。至成、哀，向、歆论定群籍，古文大盛，学者虽疑信未明，而管氏、申、韩由此稍绌矣。然自昔相承，直云此是齐桓、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。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，而今不存。使管子施设果传於世，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、孔之津涯，随其才分亦足与立，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，岂不足为之标指哉？惟夫山林处士，妄意窥测，借以自名，王术始变；而後世信之，转相疏剔，幽蹊曲径，遂与道绝。而此书方为申、韩之先驱，鞅、斯之初觉。民罹其祸，而不蒙其福也。哀哉！又曰：管氏书独盐为後人所遵，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，使之蒙垢万世，甚可恨也！《左传》载晏子言“海之盐蜃，祈望守之”，以为衰微之苛敛，陈氏因为厚施，谋取齐，而齐卒以此亡。然则管仲所得，齐以之伯，则晏子安得非之？孔子以小器卑管仲，责其大者可也，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，孔子亦不暇责矣。故《管子》之尤谬妄者，无甚於《轻重》诸篇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先王之制，其盛极於周。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创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，经营之难，积累之素，况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旧者。及其衰也，一夫之谋，一时之利，足以销靡破凿，变徙划蚀，而迄无馀脉。吁！一何易耶！九合之力，一霸之图，於齐何有也，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为农，天下一於利而忘其为义。孰非利也，而乃攻之以贪，骋之以诈；孰非兵也，而乃趋之以便，行之以巧。一切先王之所以经制天下者，烟散风靡，无一可传。呜呼，仲其不仁也哉！而况井田既坏，概量既立，而商鞅之毒益滋矣。封建既隳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既燎，而李斯之祸益惨矣。ム谁之咎耶？汉、唐之君，贪功苟利，兵穷而用之无法，民削而诛之无度，又有出於管仲、鞅、斯之所不为者。岂无一士之智，一议之精，区区有心於复古而卒不可复行？盖三代之法甚坏而扫地久矣！坏三代之法，其一出於管仲乎！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《管子》一书，杂说所丛。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於馀子，然他篇自语道论法，如《内业》、《法禁》诸篇，又偏不相丽。虽然观物必於其聚，《文子》、《淮南》徒聚众词，虽成一家，无所收采，《管子》聚其意者也。粹羽错色，纯玉声，时有可味者焉。
陈氏曰：按《汉志》，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列於道家。《隋》、《唐志》著之法家之首。今篇数与《汉志》合，而卷视《隋》、《唐》为多。《管子》似非法家，而世皆称管、商，岂以其标术用心之同故邪？然以为道家则不类。今从《隋》、《唐志》。
《崇文总目》曰：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。按《吴兢书目》，凡书三十卷，自存十九卷，自《列势解》篇而下十一卷己亡。又有《管氏指略》二卷，唐杜佑撰。采《管氏》章句之要，共为十篇。
※《商子》五卷
晁氏曰：秦公孙鞅撰。鞅，卫之庶孽，好刑名之学。秦孝公委以政，遂致富强，後以反诛。鞅封於、商，故以名。其书本二十九篇，今亡者三篇。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，又读鞅开塞书，谓与其行事相类，卒受恶名，有以也。《索隐》曰：“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，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。”今考其书，司马贞盖未尝见之，妄为之说耳。《开塞》乃其第七篇，谓道塞久矣，今欲开之，必刑九而赏一；刑用於将过则，大邪不生，赏施於告奸，则细过不失；大邪不生，细过不失，则国治矣。由此观之，鞅之术无他，特恃告讦而止耳。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，告奸者与杀敌同赏。此秦俗所以日坏，至於父子相夷，而鞅不能自脱也。太史公之言，信不诬矣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商鞅书亦多附会後事，拟取他辞，非本所论著也。其精确切要处，《史记》列传包括已尽，今所存大抵滥淫辞，无足观者。盖“有地不忧贫，有民不忧弱”，凡此等语，殆无几也。此书专以诱耕督战为根本。今云使商无得籴，农无得粜，农无粜则窳惰之农勉，商无籴则多岁不加乐。夫积而不粜，不耕者诚困矣，力田者何利哉？暴露如邱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用之。管子谓“积多而食寡，则民不力”，不知当时何以为馀粟地也。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，则商估少而农不酣，然则酒肉之用废矣。凡《史记》所不载，往往为书者所附合，而未尝通行者也。秦方兴时，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？而卖权者以求货，下官者以冀迁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