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。皆不可晓。”
※《家训》七卷
晁氏曰：北齐颜之推撰。之推本梁人，所著凡二十篇。述立身治家之法，辩正时俗之谬，以训子孙。
陈氏曰：古今家训以此为祖，然其书颇崇尚释氏云。
※《文中子》十卷
晁氏曰：右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。通行事於史无考，独《隋唐通录》称其有秽行，为史臣所削。今观《中说》，其迹往往僭圣人，模拟窜窃，有深可怪笑者。独贞观时诸将相，若房、杜、李、魏、二温、王、陈，皆其门人。予尝以此为疑，及见李德林、关朗、薛道衡事，然後知其皆妄也。通生於开皇四年，而德林卒以十一年，通八岁，固未有门人。通仁寿四年尝一到长安，时德林卒己九载矣，其书乃有子在长安，德林请见，归，援琴鼓《荡》之什，门人皆沾襟。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，自太和丁已，至通生之年甲辰，盖一百七年矣，而其书有问礼於关子明。《隋书薛道衡传》称道衡仁寿中，出为襄州总管，至炀帝即位，召还。《本纪》仁寿二年九月，襄州总管周摇卒。道衡之出，当在此年矣。通仁寿四年始到长安，是年高祖崩，盖仁寿末也。又《隋书》称“道衡子收，初生即出继族父儒，养於儒宅，至於长成，不识本生。”其书有“内史薛公见子於长安，语子收曰：‘汝往事之。’”用此三事推焉，则以房、杜辈为门人，抑又可知矣。
程子曰：王通，隐德君子也。当时有少言语，後来为人传会，不可谓全书。其粹处殆非荀、杨所及，若续经之类，皆非其作。
王氏《挥尘录》曰：文中子，隋末大儒。欧阳文忠公、宋景文修《唐书》，房、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。或云其书阮逸伪作，未必有其人。然唐李习之尝有《读文中子》，而刘禹锡作《王华卿墓志序》，载其家世行事甚详，云“门多伟人”，则与书所言合矣，何疑之有？又皮日休有《文中子碑》，见於《文粹》。
龙川陈氏《类次文中子引》曰：讲道河、汾，门人咸有记焉。其高弟若董常、程元、仇璋，盖常参取之矣。薛收、姚义始缀而名之曰《中说》。凡一百馀纸，无篇目卷第，藏王氏家。文中子亚弟凝，晚始以授福郊、福。遂次为十篇，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，又为之序篇焉。惟阮逸所著本有之。至龚鼎臣得唐本於齐州李冠家，则以甲乙冠篇，而分篇始末皆不同，又本文多与逸异。然则分篇叙篇，未必皆福郊、福之旧也。昔者孔氏之遗言，盖集而为《论语》，其一多论学，其二多论政，其三多论礼乐。自记载之书，未尝不以类相从也。此书类次无条目，故读者多厌倦。余以暇日，参取阮氏、龚氏本，正其本文，以类相从，次为十六篇，其无条目可寻与凡可略者，往往不录，以为王氏正书。盖文中子没於隋大业十三年五月，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，其後攀龙附凤，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，大略尝往来河、汾矣。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，而讲论不可谓无也。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，而师友之义未成，故朝论有所不及，不然，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？及陆龟蒙、司空图、皮日休诸人，始知好其书。至本朝阮氏、龚氏，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，考其始末，皆不足以知之也。
又曰：以《中说》方《论语》，以董常比颜子，与门人言而名朝之执政者，与老儒老将言而斥之无婉辞，此读《中说》者之所同病也。今按阮氏本则曰：“严子陵钓於湍石，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故君子不贵得位。”龚氏本则曰：“严子陵钓於湍石，民到于今称之；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故模仿《论语》者，门人弟子之过也。龚氏本曰：“出而不声，隐而不没，用之则成，舍之则全。”阮氏本则因董常而“言终之，曰吾与尔有矣。”故比方颜子之迹，往往过多。内史薛公使遗书於子，子再拜而受之。推此心以往，其肯退而名杨素诸公哉？薛公谓子曰：“吾文章可谓淫溺矣。”子离席而拜曰：“敢贺丈人之知过也。”谓其斥刘炫、贺若弼而不婉者，过矣。至於以佛为圣人，以无至无迹为道，以五典潜五礼，错为至治，此皆撰集《中说》者抄入之，将以张大其师，而不知反以为累。然仲淹之学，如日星炳然，岂累不累之足云乎？姑以明予类次之意如此。
又曰：魏徵、杜淹之於文中子，盖尝有师友之义矣。如房、杜，直往来耳。故尝事文中子於河、汾者，一切抄之曰门人弟子，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，又从而实之。夫文中子之道，岂待诸公而後重哉？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。
朱子曰：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，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，则於道之未尝亡者，盖有意焉，而於“明德新民”之学，亦不可谓无其志矣。然未尝深探其本而尽力於其实，以求必得夫“至善”者而止之，顾乃挟其窥觇想像之彷彳弗，而谓圣之所以圣，贤之所以贤，与其所以修身，所以治人，以及夫天下国家者，举皆不越乎此。是以见隋文而陈十二策，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、周，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、武。且不待其招而往，不待其问而告，则以轻其道以求售焉。及其不遇而归，其年盖亦未为晚也。若能於此反之於身，以益求其所未至，使“明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