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。者郡国或令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济、陶之缣，蜀、汉之布也，亦人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人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人并收，并收则物腾跃，腾跃则商贾牟利。自市则吏容奸，豪而富商积货储物，以待其急。轻贾奸吏，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物。”大夫曰：“往者郡国诸侯，各以其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不偿其费。故郡置输官，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‘均输’。开委府於京师，以笼货物，贱则买，贵则卖，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牟利，故命曰‘平准’。准平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人不劳，故平准、均输，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。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涂，通有无之用，故《易》曰：‘通其变，使人不倦。’故工不出则农用乏，商不出则宝货绝。农用乏则不殖，宝货绝则财用匮。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，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。王者塞人财，禁关市，执准守时，以轻重御人，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，凶年岁俭则行币物，流有馀而拯不足。往者财用不足，战士或不得禄，今山东被灾，赖均输之蓄，仓廪之积，战士以奉，饥人以振。故均输之蓄，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，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。古之贤圣，理家非一室，富国非一道，理家养生必於农，则舜不甄陶，而伊尹不为庖。故善为国者，以末易本，以虚易实。今山泽之材，均输之藏，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。”
先公曰：“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，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然农民耕凿，则不过能输其所有，必商贾懋迁，乃能致其所无。今驱农民以效商贾，则必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如贤良文学之说矣。太史公《平准书》云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疑未明。班孟坚采其语曰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涣然矣。盖作‘如异时’三字，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东莱吕氏尊迁抑固，是以取《书》而不用《志》语。然义理所在，当惟其明白者取之，是以《通鉴》取《志》语云。”
水心叶氏曰：“《平准书》直叙汉事，明载聚敛之罪，比诸书最简直。然观迁意，终以为安宁变故，质文不同，山海轻重，有国之利。按《书》‘懋迁有无化居’，周讥而不征，《春秋》通商惠工，皆以国家之力，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，故子产拒韩宣子，一环不与，今其词尚存也。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，至武帝乃有算船、告缗之令，盐铁、榷酤之入，极於平准，取天下百货居之。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，抑末厚本，非正论也。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，虽偏，尚有义，若後世但夺之以自利，则何名为抑？恐此意迁亦未知也。”
王莽篡位，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。
莽有所兴造，必欲依古经文。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，收不售，与欲得，即《易》所谓“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”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“夫《周礼》有赊贷，《乐语》有五均（《乐语》，《乐元语》。河献王所传，道五均事。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，则市无二贾，四民常均），传记各有斡焉。今开赊贷，张五均，设诸斡者，所以齐众庶，抑并兼也。”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。东市称京，西市称畿，洛阳称中，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，皆置交易丞五人、钱府丞一人。工商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蚕桑织纺绩补缝，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（居处所在为区。谒舍，今客舍），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占不以实，尽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，为物上中下之贾，各自用为其市平，毋拘他所。众民卖买五布帛丝绵之物，周於民用而不售者，均官有以考检厥实，用其本贾取之，无令折钱。万物昂贵，过平一钱，则以平贾卖与民。其贾低贱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市，以防贵庾者（庾，积也。积物待贵）。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，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，祭祀过旬日，丧纪毋过三月。民或乏绝，欲贷以治产业者，均受之，除其费，计所得受息，毋过岁什一。
按：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，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，皆所以便民也。所谓“国服为息”者，乃以官物赊贷与民，则取其息耳。今莽借五均、泉府之说，令民采山泽者、畜牧者、纺织者，以至医巫技艺，各自占所为，而计其息，十一分之一，以其一为贡，则是直攫取之耳，周公何尝有此法乎？噫！古人之立法，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；後人之立法，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
东汉章帝时，尚书张林上言：“宜自交趾、益州上计吏往来，市珍宝，收采其利，武帝所谓均输也（谓租赋并雇运之直，官总取而官转输於京，曰均输）。”诏议之。尚书仆射朱晖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