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者也。月椿、板帐，多者至万缗，少者犹不下数千缗。昔之所谓窠名者，强加之名而已，今已失之，所以通融收簇者，用十数爪牙吏，百计罔民，日月消削。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，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，今之所谓富人者，皆其智足以兼并，与县官抗衡，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。若夫齐民中产，衣食仅足，昔可以耕织自营者，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。若经、总制不除，州县破坏，生民之困未有已也。何谓国用日乏？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，昔三代及汉、唐不能进焉，所以裕国也，而何乏之敢言？陛下知夫博者乎？其骤为孤注，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，皆其本先竭者也。为国有大计，自始至末，必有品节条章，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？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，又从而刻削其头子，卖酒取数倍之息，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？使国不贫，宜不至此，既至此矣，何以能富？故经、总制钱不除，则取之虽多，敛之虽急，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。今欲变而通之，莫若先削今额之半，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。然後令州县无敢为板帐、月椿以困民，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，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，使稍修牧养之政。其次罢和买，其次罢折帛，最後议茶盐而宽减之。若此，则人财不衰，生民不困矣。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，兵多使之也。财与兵相为变通，则兵数少而兵政举，若此则国用不乏矣。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，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！一举而天下定，王业之所由始也。”
右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等钱所取，最为无名。虽曰责办州县，不及百姓，然朱文公尝论其事，以为“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，如转圜於千仞之坂，至其址而其势穷矣。县何所取之，不过巧为科目，以取之於民耳，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，非有与於民也，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，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，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。”此至当之论。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，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，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。然弘羊所谓理财，若盐铁，则取之山泽也；若酒酤，均输、舟车之算，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。盖山海天地之藏，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，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，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，亦崇本抑末之意。然则弘羊所为，亦理财之良法，未可深訾也。至後世则若茶盐，若酒酤，若坑冶，若商税，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，未尝有遗利在民矣，而复别立窠名，以为取办州县，所敛不及民，将以谁欺？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、刘晏所不道，虽蔡京、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。盖宋承唐之法，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，馀者并留之州郡。至於坊场、坑冶、酒税、商税，则兴废增亏不常，是以未尝立为定额。其留州郡者，军资库、公使库、系省钱物，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。景德以来，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，然祖宗法度宽大，未尝究竟到底。熙、丰以後，驱磨方密，然又有青苗、助役、市易、免行等项钱物，则州郡所入，亦复不少。过江以来，军屯日盛，国用大困，遂立经、总制等窠名以取之，虽曰增征商之羡馀，减出纳之贯陌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，然倥亻之际，不暇审订，故不量州军之力，一例均抛，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，督迫之馀，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，取之於民。绍兴讲和以後，至乾、淳之时，诸贤论之屡矣，如赵丞相所奏，及水心应诏所言，最为详明。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，则亦未免书生之论。盖经、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、绍兴，而彼何如时也？强敌压境，岁有荐食吞噬之谋；翠华南巡，未知税驾息肩之所。兵屯日盛，将帅擅命，而敌之功无岁无之，固非计财惜费之时，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？隆兴再讲和好之後，国势稍张，敌患亦息。虽曰诘戎兵、讨军实，不当废弛，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，则无名之征、权宜之法，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？议者必曰钱数目浩大，而科取各有去著，未易尽捐。然酒价、牙契之利可以增羡，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、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，不当例立此法，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，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。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，则当视其员之太者、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，不当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，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。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，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，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，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。如此考明白之後，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、牙契钱增羡几何，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，诸州减除官俸钱几何，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之名，则是三者之名已去，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。其未尽捐者，明以增课、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。而其名既去，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、挨那不敷之说，而违法取财以困民，上下之，岂不两利？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，遮藏讳避而暗取之，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。且使牙契、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，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，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。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，曰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钱也，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，曰酒坊、牙契、头子钱也。或所取不能及额，则违法扰民以足之，曰输纳斛面、富户词讼、役人承替、违限科罚之类是也。上下之，名目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