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志》八卷以进。英宗悦之，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起周威烈王，讫於五代。《目录》仿《史记年表》，年经国纬，用刘羲叟《长历》气朔，而撮新书精要，散於其中。《考异》参诸家异同，正其谬误而归於一。
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：此书成，盖得人焉。《史记》、《前》、《後汉》则《刘贡父》，《三国》历九朝而《隋》则刘道原，《唐》迄《五代》则范纯甫。其在正史外，楚汉事则司马彪、荀悦、袁宏，南北方等三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、萧十等《三十国春秋》、李延寿《南北史》，《太清记》亦足采，《建康实录》以下无议焉。柳芳《唐历》最可喜，唐以来裨官野史，暨百家谱录、正集、别集、墓志、碑碣、行状、别传，亦不敢忽也。苟不先读正史，则《资治通鉴》果何有邪？
武夷胡氏曰：昔闻赠谏大夫陈公言，因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然後知司马文正公之有相业也。余自志学以来，涉猎史篇，文词汗漫，莫知统纪，徒费精神而无所得。及读此书，编年纪事，先後有伦。凡君臣治乱、成败安危之迹，若登乎乔岳，天宇澄清，周顾四方，悉来献状。虽调元宰物、辅相弥论之业，未能窥测，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。
致堂胡氏曰：司马公六任冗官，皆以书局自随，岁月既久，又数应诏上书，论新法之害。小人欲中伤之，而光行义，无可訾者，乃倡为浮言，谓书之所以久不成，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、绢帛及御府果饵、金钱之赐耳。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，乃知初虽有此旨，而未尝请也。光於是严课程，省人事，促修成书。其表有云：“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简牍盈积，浩如渊海，其牾，不敢自保。”今读其书，盖自唐及五代，采取微冗，日月或差，良有由也。光以议论不合，辞执政而不居，舍大藩而不为，甘就冗散，编集旧史，尽愿忠之志。而忄佥险细夫，顾谓眷恋匪颁之入。孟子曰：“如使予欲富，何为辞十万而受万乎？”小人以巳臆度君子，类皆如是。夫编集旧史，欲人君、学者便於观览，其功不细矣，以久之故，尚有才口，又况矫世拂俗，兴复先王之治哉！呜呼，悲夫！
高氏《纬略》曰：公与宋次道书曰：“某自到洛以来，专以修《资治通鉴》为事，於今八年，仅了得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六代以来奏御。唐文字尤多，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，每四丈截为一卷，自课三日删一卷，有事故妨废则追补。自前秋始删，到今已二百馀卷，至大历末年耳。向後卷数又须倍此，共计不减六七百卷，更须三年，方可粗成编，又须细删，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。”其费工如此。温公居洛十五年，故能成此书。今学者观《通鉴》，往往以为编年之法，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，是其为功大矣。不观正史精熟，未易决《通鉴》之功绩也。《通鉴》采正史之外，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司马公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辟范梦得为官属，尝以手帖论缵述之要，大抵欲如《左传》叙事之体。又云：“凡年号皆以後来者为定。如武德元年，则从正月，便为唐高祖，更不称隋义宁二年；梁开平元年正月，便不称唐天四年。”故此书用以为法。然究其所穷，颇有窒而不通之处。公意正以《春秋》定公为例，於未即位，即书正月为其元年，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，则次年之事，不得复系於昭，故定虽未立，自当追书。然经文至简，不过一二十字，一览可以了解。若《通鉴》则不侔，隋炀帝大业十三年，便以为恭皇帝上，直至下卷之末，恭帝立，始改义宁；後一卷则为唐高祖。盖凡涉历三卷，而炀帝固存，方书其在江都时事。明皇後卷之首，标为肃宗至德元载，至一卷之半，方书太子即位。代宗下卷云“上方励精求治，不次用人”，乃是德宗也。庄宗同光四年便系於天成，以为明宗；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，至次卷首，庄宗方殂。潞王清泰三年，便标为晋高祖，而卷内书石敬瑭反，至卷末始为晋天福。凡此之类，殊费分说。此外，如晋、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，及除拜卿相，纤悉必书，有至二百字者。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，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、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、宜都文成王穆观、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、平昌宣王和其奴卒，皆无关於社稷治乱。而周勃薨，乃不书。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，进幸槐里、岐山，又幸长平，御池阳宫，东至高陵，十二月丁亥还宫；又乙未幸东阿，北登太行山，至天井关，夏四月乙卯还宫。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，登青冈原，甲午还宫；八月己亥如弥泽，甲寅登牛头山，甲子还宫。如此行役，无岁无之，皆可省也。
巽岩李氏曰：左邱明传《春秋》，自隐至成八公，凡百五十年，为十三卷；自襄至哀四公，凡百五年，为十七卷。年近则事详，远则略，理势固然，无足怪者。温公与范太史议修《唐纪》，初约为八十卷，此帖云已及百卷，既而卒为八十卷，删削之功盛矣。卷数细事，前辈相与平章犹严若此，则其他肯轻下笔哉？吁，可敬畏也！然今以《唐纪》视《汉纪》，其纸叶盖多八九，视《周纪》滋益多，於斯文奚累焉！而或者弗察，强以繁省论文，晋张辅遽谓孟坚不及子长。孟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