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述因兢旧本，更加笔削，刊去《酷吏传》，为纪、志、列传一百一十二卷。至德、乾元以後，史官于休烈又增《肃宗纪》二卷，而史官令狐亘等复於纪、志、传後随篇增缉，而不知卷帙。今书一百三十卷，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。
※《唐书》二百卷
晁氏曰：石晋宰相刘句等撰。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，为帝纪二十、列传一百五十。繁略不均，校之实录，多所阙漏；又是非失实，其甚至以韩愈文章为大纰缪，故仁宗时删改焉。
※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
晁氏曰：皇朝嘉中，曾公亮等被诏删定，欧阳修撰纪、志，宋祁撰列传。《旧书》约一百九十卷，《新书》约一百七十四卷，而其中增表。故书成上於朝，自言曰“其事则增於前，其文则省於旧”也。而议者颇谓永叔学《春秋》，每务褒贬，子京通小学，唯刻意文章，采杂说既多，往往牾，有失实之叹焉。
陈氏曰：初，庆历中诏王尧臣、张方平等别修，久而未就。至和初，乃命修为纪、志，祁为列传，范镇、王畴、宋敏求、吕夏卿、刘羲叟同编修。嘉五年上之。凡废传六十一，增传三百三十一、志三、表四，故其进书上表曰：“其事则增於前，其文则省於旧。”第赏增秩训词，刘敞原文所行，最为古雅。曰：“古之为国者法後王，为其近於己，制度文物可观故也。唐有天下且三百年，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，其盛德显功、美政善谋固已多矣。而史官非其人，记述失序，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，朕甚恨之。肆择廷臣，笔削《旧书》，勒成一家。具官欧阳修、宋祁，创立统纪。裁成大体，范镇等纲罗遗逸，厥协异同。凡十有七年，大典乃立。闳富精，度越诸子矣。校雠有功。朕将据古鉴今，以立时治，为朕得法，其劳不可忘也。皆增秩一等，布书於天下，使学者咸观焉。”旧例，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。欧公曰：“宋公於我为前辈，且於此书用力久且深，何可没也！”遂於纪、传各著之，宋公感其退逊。今按《旧书》成於五代文气卑陋之时，纪次无法，详略失中，论赞多用俪语，固不足传世。而《新书》不出一手，亦未得为全善。本纪用《春秋》法，削去诏令，虽大略，犹不失简古；至列传用字多奇涩，殆类虬户铣体，识者病之。欧公尝卧听《藩镇传序》，曰：“使笔力皆如此，亦未易及也。”然其序全用杜牧《罪言》，实无宋公一语。然则欧公殆不满於宋，名衔之著，固恶夫争名，抑亦以自表异邪？温公《通鉴》多据旧史，而唐庚子西直谓《新唐书》“敢乱道而不好”，虽过甚，亦不为亡谓也。刘元城亦谓“事增文省，正《新书》之失处”云。
《宋氏笔记》曰：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，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，然不可施於史传。余修《唐书》，未能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於传者，惟拾对偶之文近高古者，乃可著於篇。大抵史近古，对偶非宜。今以对偶之文人史策，如黛粉饰壮士，笙匏佐鼓声，非所宜云。
《高氏纬略》曰：仁宗诏重修《唐书》，十年而欧阳公至，分撰帝纪、表、志，七年书成。韩魏公素不悦宋景文公，以所上列传文采太过，又一书出两手，诏欧公看详，改归一体。公受命，叹曰：“宋公於我前辈人，所见不同，讵能尽如己意？”竟不易一字。又故事，修书进御，惟书署官崇者。是时宋公守郑州，欧公位在上，公曰：“宋公於此日久功深，吾可掩其长哉！”遂各列其姓名。宋公闻之曰：“自昔文人相凌掩，斯善古未有也！”然宋公曾自撰纪、表、志，今其家犹有此本，世人固未尝见之耳。
平园周氏曰：景文之於唐史，删烦为简，变今以古，用功既至，尤宜不苟也。如《吴竞》一传，具藁不知其几。
※《五代史》一百五十卷
晁氏曰：皇朝开宝中，诏修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书，卢多逊、扈蒙、张澹、李、刘兼、李穆、李九龄同修，宰相薛居正监修。
※《新五代史记》七十五卷
晁氏曰：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《史》繁猥失实，重加修定，藏於家。永叔没後，朝廷闻之，取以付国子监刊行。《国史》称其可继班固、刘向，人不以为过，特恨其《晋出帝论》，以为因濮园议而发云。
陈氏曰：欧阳子之说曰：“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因乱世而立法；余为本纪，以治法而正乱君。”发论必以“鸣呼”，曰：“此乱世之书也。”诸臣止事一朝曰“某臣传”，其更事历代者曰“杂传”，尤足以为世训。然不为韩瞠眼立传，识者有以见作史之难。按韩通之死，太祖犹未践极也，其当在《周臣传》明矣。
李方叔《师友谈记》：欧阳公《五代史》最得《春秋》之法。盖文忠公学《春秋》於胡瑗、孙复，故褒贬谨严，虽司马子长无以复加。不幸五十二年之，皆戎狄乱华，君臣之际无赫赫可道之功业也。
※《三朝国史》一百五十卷
晁氏曰：皇朝国史。纪十卷，志六十卷，列传八十卷，吕夷简等撰。初，景德中，诏王旦、先文元、杨亿等九人撰太祖、太宗两朝史。至天圣五年，诏夷简、宋绶、刘筠、陈尧佐、王居正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