足计纲赴行在，即旱伤及四分以上，权住听旨。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，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，务要简便不扰，如容纵乞取，重於法，令刑狱使者察之。时州县追呼颇扰，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，面付人户，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。内诸路簿籍不存者，计先纳价钱，俟造簿毕日给帖。
二十六年，户部言：“印契违日限者，罪之而没其产，太重难行，徒长告讦。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，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。”从之。
二十七年，诏：“人户买卖耕牛，并免投纳契税。”
孝宗乾道七年，户部言：“每交易一十贯，纳正税钱一贯，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、总制钱外，三百二十五文存留，一半充州用，馀一半入总制钱帐，如敢隐漏，依上供钱法。人户违限不纳，或於契内减落价贯，规免税钱，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，将物业半给赏，半没官。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，州县过数拘收、公人邀阻作弊，并重置典宪。”从之。
臣僚言：“乞诏有司，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，而後税契。凡进产之家，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，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，并以三色官簿（夏税簿、秋苗簿、物力簿）令主簿点对批凿。如不先经过割，不许投税。”诏：“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，修立成法。”
八年，诏：“今後遇赦，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。监司、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，违者坐之。”
言者谓今之置产者，未尝以税契为意，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，况监司、州郡不候朝旨，免倍税契，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，一切以资妄用，故有此令。
淳熙六年，敕令所进呈《重修淳熙法》，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、驼、马、船契书收税，谕辅臣曰：“凡有此条，并令删去，恐後世有算及舟车之言。”
七年，臣僚言：“民典卖田产，必使之请官契，输税钱，其意不徒利也，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，下户日益削，是亦抑之之微意。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，空给印纸，名为预借契钱，殊失法意。”诏禁止之。
宁宗嘉定十三年，臣僚言：“州县交易，印契所以省词讼，清税赋，而投报输直，亦有助於财计。今但立草契，请印纸粘接其後，不经官投报者，不知其几也。印契具文，过割可废，有交易已毕，迁徙他郡，二税茫无所归，州县徒费追扰，至於改换等色、减退亩步者，不知其几也。乞申严成法。”从之。
经、总制钱 宣和末，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，因以为名，废於靖康，建炎复之。绍兴初，孟庾提领措置财用，又因经制之额，增析而为总制钱。盖南渡以来，养兵耗财为夥，不敢一旦暴敛於民，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，以助军费，初非强民而加赋也。建炎二年冬，上在维扬，四方贡赋不以期至，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、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：“亨伯以东南用兵，尝设经制司，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、头子、卖契等钱，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，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。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，无伤於下户；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，而无害於民；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。靖康初相继遽罢。欲望博延群议，更加讨论。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，又行於京东西、河北路，昨来河北、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，所补不细，今若行於两浙、江东西、荆湖南北、福建、二广，岁入无虑数百万计。况边事未宁，苟不知出此，缓急必致暴敛，与其暴敛於仓卒，曷若取积於细微。”於是除不便於民者（如纳免行钱、减罢曹官役人钱、钞旁定帖钱、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、牛畜等契息钱、契白纸钱），以权添酒钱、添卖糟钱、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、官员等请给头子钱，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，令东西八路州军（两浙、江东西、荆湖南北、福建、二广）收充经制钱，命各路宪臣领之，州委通判拘收，季终起发。绍兴五年闰二月，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，乞以总制司为名，而总制钱自此始矣。四月，臣僚言：“赋入之利，莫大於杂税。茶盐出纳之，每贯增头子钱五文，岁入不少。”而财用司言：“茶盐已复钞价，其头子钱难以增添，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，依节次指挥，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，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，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。今欲令诸路州县，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，量行增添，共作二十三文足，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，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，补助军需。”尚书省又言：“耆、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、转运移用钱、勘合朱墨钱、出卖系官田舍钱，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、进献纳贴钱、常平司七分钱、茶盐司袋息钱，并令诸路州县桩管，应办军期。”而总制司又言：“人户税赋畸零，如析居异财，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，亦收一尺、一两，米零至一勺、一抄者，亦收一升之类，并与折纳。至於二广、福建、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，若无灾伤减阁，并令发付行在，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，除岁用外，应副外大军支用。”八月，江西提举司言：“常平钱物，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，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