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时之无日休息；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赋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，於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责者矣。方今之道，欲民务农，在於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除罪。如此，则富人有爵，农民有财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馀者也。取有馀以供君上，则贫民之赋可损。”上从其言，令民入粟边拜爵各有差。错复言边食足支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；郡县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勿收农民租。上从之，诏赐民田租之半。
十三年，除民之田租。
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谓本末无以异也，其於劝农之道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汉志文帝时，封国渐众，诸侯王自食其地，王府所入寡矣。又与匈奴和亲，岁致金缯；复数为边患，天子亲将出击；复因河决，有筑塞劳费，大司农财用宜不致充溢。而文帝在位十二年，即赐民岁半租，次年遂除之。然则何以足用乎？盖文帝恭俭，百金之费亦不苟用，宫阃是效，流传国都，莫有奢侈之习，如之何不富？其财盖不可胜用矣。然後知导谀逢恶者，纳君於荒淫，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至於财竭，下畔而上亡，其罪可胜诛哉！”
按：文帝时，贾谊、晁错皆以积贮未备为可痛惜，说帝募民入粟拜爵。曾未几而边食可支五岁，郡县可支一岁，遂能尽蠲田之税租者，盖当时务末者多，农贱贾贵，一以爵诱之，则尽驱而之南亩。所谓为之者众则财常足，虽帝恭俭所致，亦劝励之有方也。
景帝元年，诏曰：“者岁比不登，民多乏食，夭绝天年，朕甚痛之。郡国或硗狭，无所农桑系畜；或地饶广，荐草莽，水泉利，而不得徙。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，听之。”
二年，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。
先公曰：“文帝除民田租税，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，始令民再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。文帝恭俭节用，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馀年，此岂後世可及！”
武帝元狩元年，遣谒者劝种宿麦。
董仲舒说上曰：“《春秋》他不书，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，以此见圣人於五最重麦禾。今关中俗不好种麦，是岁失《春秋》之所重，而损生民之具也。愿陛下诏大司农，使关中民益种宿麦，毋令後时。”上从之。
仲舒又说上曰：“秦用商鞅之法，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卖买。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汉兴，循而未改。古井田法虽难猝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，以赡不足（名田，占田也。名为立限，不使富者过制，则贫弱之家可足也），塞并兼之路，然後可善治也。”竟不能用。
元鼎六年，上曰：“左右内史地，名山川源甚众（内史地，谓京兆、扶风），细民未知其利。今内史稻田租挈重（挈，苦计反，收田租之约令也），不与郡同（郡，谓四方诸郡），其议减。令吏民勉尽地利，平繇行水勿失其时。”
元封四年，祠后土，赐二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。
五年，修封禅，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。
天汉三年，修封泰山，行所过无出田租。
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，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下诏曰：“方今之务，在於力农。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。过能为代田，田一亩三巛（巛，垄也，或作“畎”）岁代处，故曰代田（代，易也），古法也。后稷始巛田，以二耜为耦（并两耜而耕），广尺深尺曰巛，长终亩。一亩三巛，一夫三百巛，而播种於巛中，苗生叶以上，稍耨陇草，因ㄨ其土，以附苗根。故其《诗》曰：“或耘或耔，黍稷嶷嶷。”耘，除草也。耔，附根也。言苗稍壮，每耨辄附根，比盛暑，陇尽而根深，能风与旱（能作“耐”），故嶷嶷而盛也。其耕耘下种田器，皆有便巧。率十二夫为田，一井一屋。故亩五顷（九夫为井，三夫为屋，夫百亩，於古为十二顷。古百步为亩，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。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也），用耦犁、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，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（缦田，谓不巛者。音莫反），善者倍之（善为巛者，又过缦田一斛以上）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（太常主诸陵，有民，故亦课田种），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，为作田器。二千石遣令长、三老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，学耕种养苗状。民或苦少牛，无以趋泽（趋，读曰趣，及也。泽，雨之润泽）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以为丞（光，史失其姓），教民相与佣挽犁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，少者十二亩，以故田多垦辟。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ヂ（而缘反）地（离宫，别处之宫，非天子所常居也，ヂ，馀也。宫ヂ地，谓外垣之内，内垣之外。守离宫卒闲而无事，因令於ヂ地为田），课得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。令命家田三辅公田（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），又教边郡及居延城（居延，张掖县）。是後边城、河东、弘农、三辅、太常民皆便代田，用力少而得多。至孝昭时，流民稍还，田野垦辟，颇有蓄积。
石林叶氏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