曰：‘君所立《丧》、《祭》，礼规模甚善，他日取吾所编《家》、《乡》、《邦国》、《王朝礼》，其悉用此规模更定之。’”呜呼！是又文公拳拳之意，先生欲任斯责而卒不果也，岂不痛哉！同门之士，以复预闻次辑之略，不可以无言也，复因敬识其始末，以告来者。《丧礼》一十五卷，前以缮写，《丧服图式》，今别为一卷，附於正卷帙之外，以俟君子，亦先生平日之志云。
又曰：嘉定己卯，《丧礼》始克成编，以次将修《祭礼》，即以其书稿本授复，曰子其读之。盖欲复通知此书本末，有助纂辑也。复受书而退，启缄伏读，皆古今天下大典礼，其关系甚重，其条目甚详，其经传异同。注疏抵捂，上下数千百载间，是非淆乱，纷错甚众。自此朝披夕阅，不敢释卷。时在勉斋左右，随事咨问抄识，以待先生笔削。不幸先生即世，遂成千古之遗憾。日迈月征，今十馀年，南康学宫旧有《家》、《乡》、《邦国》、《王朝礼》及张侯ж续刊《丧礼》，又取《祭礼》稿本并刊而存之，以待後之学者。故四方朋友，皆有《祭礼》稿本，未有取其书而修定之者。顾复何人，敢任其责。伏自惟念齿浸衰，曩日幸有所闻，不可不及时传述。窃不自揆，遂据稿本，参以所闻，稍加更定，以续成其书，凡十四卷云。
※《集释古礼》十七卷，《释宫》一卷，《纲目》一卷
陈氏曰：庐陵李如圭宝之撰。绍兴癸丑进士，尝为福建抚。《释宫》者，经所载堂室、门庭，今人所不晓者，一一释之。
《中兴艺文志》：《仪礼》既废，学者不复诵习，或不知有是书。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，为《仪礼识误》。淳熙中李如圭为《集释》，出入经传，又为《纲目》，以别章句之指；为《释宫》，以论宫室之制。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，盖习於礼者。
※《周礼》十二卷
晁氏曰：郑玄注。汉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，得《周官》，有五篇，失《冬官》一篇，乃募以千金，不得，取《考工记》以补其阙。至孝成时，刘歆校理秘书，始得序列，著於《录》、《略》，为群儒排弃，歆独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。永平时，杜子春初能通其读，郑众、郑兴亦尝传受，康成皆引之，以参释异同云。
陈氏曰：按《艺文志》曰：“《周官经》六篇”，本注云“王莽时歆置博士”。颜师古曰“即今之《周官礼》也，亡其《冬官》，以《考工记》足之。”愚尝疑《周礼》六典与《书 周官》不同，《周官》司徒掌邦教、敷五典、扰兆民；司空掌邦土、居四民、时地利。二官各有攸司，盖自唐、虞九官，禹、契所职，则巳然矣。今《地官》於教事殊略，而田野井牧、乡遂稼穑之事，殆皆司空职耳。《周官》初无邦事之名，今所谓事典者，未知定为何事？书阙亡而以《考工记》足之，天下之事，止於百工而已邪？先儒固有疑於是书者，若林孝存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渎乱不经之书，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；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甚者或谓刘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。惟郑康成博览，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故其学遂行於世。愚按此书多古文奇字，名物度数，可考不诬，其为先秦古书，似无可疑。愚所疑者，邦土邦事灼然不同，其他繁碎驳杂，与夫刘歆、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乱天下，犹未论也。玄之学出於扶风马融，而参取杜子春、郑大夫、郑司农之说。子春，河南缑氏人，生汉末，至永平初尚在，年九十馀，郑众、贾逵皆受业焉。大夫者，河南郑兴少赣也。司农者，郑众仲师，兴之子也。融，字季长。
《朱子语录》曰：《周礼》一书好看，广大精密，周家法度在里许，但未敢令学者看。此非是不可学，亦非是不当学，只为学有先後，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，学《周礼》自後一截事。而今把来说看，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《周礼》规模，皆是周公做，但其言语是他人做。如今时宰相提举敕令，岂是宰相一一下笔？有不是处，周公须与改。至小可处，或未及改，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书。某所疑者，但恐周公立下此法，不曾行得尽。後世皆以《周礼》非圣人书，其间细碎处虽可疑，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。
颖滨苏氏曰：言周公所以治周者，莫详於《周礼》，然以吾观之，秦、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完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周之西都，今之关中也；其东都，今之洛阳也。二都居北山之阳，南山之阴，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，短长相补，不过千里，古今一也。而《周礼》王畿之大，四方相距千里，如画棋局；近郊远郊，甸地稍地，小都大都，相距皆百里，千里之方，地实无所容之，故其畿内远近诸法，类皆空言耳。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一也。《书》称武王克商，而反商政，列爵惟五，分土为三。故《孟子》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於天子，附於诸侯，曰附庸。”郑子产亦云：“古之言封建者，盖若是。”而《周礼》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四百里，诸伯三百里，诸子二百里，诸男百里，与古说异。郑氏知其不可，而为之说曰：“商野三等，武王增以子、男，其地犹因商之故。周公斥大九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