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之水》为闵无臣，而俱指为淫奔谑浪，要约赠答之辞是也。且此诸篇者，虽疑其辞之欠庄重，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，而谓之淫邪者乎）。或又曰：文公尝言：“雅者，二《雅》是也；《郑》者，《缁衣》以下二十一篇是也；《卫》者，《邶》、《》、《卫》三十九篇是也。《桑》，《卫》之一篇《桑中》是也。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；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，里巷狭邪之所作也。夫子於《郑》、《卫》，盖深绝其声於乐，以为法，而严立其词於《诗》，以为戒。今乃欲为之讳其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之实，而文以雅乐之名，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，朝廷之上，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，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？”愚又以为未然。夫《左传》言季札来聘，请观周乐，而所歌者，《邶》、《》、《卫》、《郑》皆在焉，则诸诗固雅乐矣。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，则周乐安得有之？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？然愚之所论，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，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。至於被之弦歌，合之音乐，则《仪礼》、《左传》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，盖有不可晓者。夫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，闺门之事，后妃夫人之诗也，而乡饮酒、燕礼歌之；《采》、《采蘩》，夫人、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，而射礼歌之；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宗庙配天之诗也，而天子享元侯歌之；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。文王兴周之诗也，而两君相见歌之。以是观之，其歌诗之用，与诗人作诗之本意，盖有判然不相合者，不可强通也，则乌知《郑》、《卫》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！《左传》载列国聘享赋诗，固多断章取义，然其太不伦者，亦以来讥诮，如郑伯有赋“鹑之奔奔”，楚令尹子围赋《大明》，及穆叔不拜《肆夏》，甯武子不拜《彤弓》之类是也。然郑伯如晋，子展赋《将仲子》；郑伯享赵孟，子太叔赋《野有蔓草》；郑六卿饯韩宣子，子{差齿}赋《野有蔓草》，子太叔赋《褰裳》，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箨兮》。此六诗，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，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、赵武、韩起，不闻被讥。乃知《郑》、《卫》之诗，未尝不施之於燕享，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，当如序者之说，不当如文公之说也。或曰：序者之辞，固有鄙浅附会，居然可见者，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，而子信之，何邪？曰：愚之所谓不可废者，谓《诗》之所不言，而赖序以明者耳。至诗之所已言，则序语虽工，不读可也，况其鄙浅附会者乎。盖作序之人，或以为孔子，或以为子夏，或以为国史，皆无明文可考。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，则自汉以前，经师传授，其去作诗之时，盖未甚远也。千载而下，学者所当遵守体认，以求诗人之意，而得其庶几，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，片辞之浅陋，而欲一切废之，凿空探索，而为之训释也。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。如所谓“皇帝二载初，闰八月初吉”。如所谓“吾闻京城南，兹惟群山囿”。则辞意明白，无俟序说者。也放翁之诗曰：“城上危楼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池下春波绿，曾逐孤鸿照影来。”“梦断香销四十年，沈园老柳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怅然。”其题曰：“沈园”而已。诚斋之诗曰：“饱喜饥嗔笑杀侬，凤凰未必胜狙公。虽逃暮四朝三外，犹在桐花竹实中。”其题曰“无题”而已。是三诗者，不言所谓，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。刘後村《诗话》释之曰：“放翁幼婚某氏，颇倦於学，严君督过之，竟至仳离，某氏别某官。一日，通家於沈园，目成而已。晚年游园，感而赋之。”“诚斋既里居，累章乞休致，不得。命再予祠，有感而赋，以为虽脱吏责，尚縻闲廪，不若相忘於物外也。”然後三诗之意始明。夫後村之说，即三诗之序也。後村之於杨、陆二公，相去不百年，得於长老之所诵说，口耳之所习闻，笔之简册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。倘後乎此千百载，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，则虽其体认之精，辩析之巧，亦终於臆说而已。有引文公之於《诗》序，於其见於经传，信而有证者则从之，如《硕人》、《载驰》、《清人》、《鸱》之类是也；其可疑者，则未尝尽断以臆说，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。曰：是则然矣。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，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，而所引援指摘，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。夫《关雎》，《韩诗》以为衰周之刺诗；《宾之初筵》，《韩诗》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，皆与《毛序》反者也。而《韩诗》说《关雎》，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，是决不可从者也。《初筵》之诗，夫子未有论说也，则诋毛而从韩。夫一《韩诗》也，《初筵》之序可信，而《关雎》之序独不可信乎？《邶》、《柏舟》，《毛序》以为仁人不遇而作，文公以为妇人之作，而引《列女传》为证，非臆说矣。然《列女传》出於刘向，向上封事论恭、显倾陷正人，引是诗“忧心悄悄，愠於群小”之语；而继之曰：“小人成群，亦足愠也”，则正《毛序》之意矣。夫一刘向也，《列女传》之说可信，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？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，而引援指摘，似为未当，此类是也。夫本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