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，李东一百六十二卷，皆系阙遗，乞加褒赏。”诏颐赐进士出身，东补迪功郎。七年，提举秘书省又言：“取索到王阐、张宿等家藏书，以三馆、秘阁书目比对，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，二千四百一十七卷。及集省官校勘，悉善本，比前後所进书数稍多。”诏阐补承务郎，宿补迪功郎。然自熙宁以来，搜访补缉，至宣和盛矣。至靖康之变，散失莫考。今见於著录，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，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，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。高宗渡江，书籍散佚。献书有赏或以官，故家藏者或命就录，鬻者悉市之。乃诏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。仍分官日校。又内降诏，其略曰：“国家用武开基，右文致治。藏书之盛，视古为多。艰难以来，网罗散失，而十不得其四五。令监司郡守，各谕所部，悉上送官，多者优赏。”又复置补写，所令秘书省提举，掌求遗书，诏定献书赏格。自是多来献者。淳熙四年，秘书少监陈癸等言：“中兴馆阁藏书，前後搜访，部帙渐广，乞仿《崇文总目》类次。”五年，书目成。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。较《崇文》所载，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；复参三朝所志，多八千二百九十卷；两朝所志，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。嘉定十三年，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，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，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，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，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。盖自绍兴至嘉定，承平百载，遗书十出八九，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，往往多充秘府。绍定辛卯火灾，书多阙。今据《书目》、《续书目》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，诠校而志之。
叶氏《过庭录》曰：前世大乱之後，书籍散亡，时君多用意搜求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，而命刘向等校之，至隋炀帝设二台，募以金帛，开元後，元载当国，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、淮括图书使，每以千钱易书一卷，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。时无刘向辈论考，即并藏之，但以卷帙多为贵。往承平时，三馆岁曝书，吾每预其。凡世所不传者，类冗陋鄙浅无足观，及唐末五代书尤甚。然好奇者或得其一，争以夸人，不复更考是非，此亦藏书一僻也。汉武帝时，河献王以乐书来献，乃《周官 大司乐章》。当时《六经》犹未尽出，其误固无足怪。齐高帝时，雍州发古冢，得十馀简，以示王僧虔，云是蝌蚪书《考工记》，《周官》所阙文。世既无此书，僧虔何从证之乎？此亦好奇以欺众尔！本朝公卿家藏书，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。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，皆不取，故吾书每以为法也。
又曰：古书自唐以後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略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类。承平时，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，《崇文总目》所载是也。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、李邯郸，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、饶州吴氏、荆州田氏等，吾皆见其目，多止四万许卷，其颇有不必观者。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，止二万许卷，而校仇详密，皆胜诸家。吾旧所藏，仅与宋氏等，而宋氏好书，人所未见者，吾不能尽得也。自《六经》、诸史与诸子之善者，通有三千馀卷。读之固不可限以数，以二十年计之，日读一卷，亦可以再周，其馀一读足矣。惟《六经》不可一日去手。吾自登科後，每以五月以後，天气渐暑，不能泛及他书，即日专诵《六经》一卷，至中秋时毕，谓之“夏课”，守之甚坚。宣和後始稍废，岁亦必一周也。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，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，故吾於《六经》似不甚灭裂。《南史》记徐盛年过八十，犹岁读《五经》一遍，吾殆不愧此。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，寝食坐卧，虽谒客，未尝不以《六经》自随。蝇头细书为一编，置夹袋中，人或效之。後佣书者遂为雕板，世传“夹袋《六经》”是也。今人但随好恶，苟诵一家之说，便自立门户，以为通经。内不求之己，外不求之古，可乎？後生稔习闻见，所以日趋於浅陋也。
王氏《挥麈录》曰：承平时，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、历阳沈氏、庐山李氏、九江陈氏、鄱阳吴氏，俱有藏书之名，今皆散逸。近年所至郡府，多刊文籍，且易得本传录。仕宦稍显者，家必有书数千卷，然多失於仇校也。吴明可帅会稽，百废具举，独不传书。明清尝启其故，云“此事当官极易办。但仆既得书期会，宾客应接，无暇自校；子弟又方令为程文，不欲以此散其功；委之他人，孰肯尽心？漫盈箱箧，以误後人，不若已也。”
又曰：唐著作郎杜宝《大业幸江都记》云：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，皆焚於广陵，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後代。靖康ㄈ扰，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，悉为乌有。南渡後，惟叶少蕴少年贵盛，平生好收书，逾十万卷，之川弁山山居，建书楼以处之，极为华焕。丁卯年，其宅与书俱荡一燎。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，亦以是岁火。岂厄会自有时邪？
东坡作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曰：象犀、珠玉、怪珍之物，有悦於人之耳目，而不於用。金石、草木、丝麻、五、六材，有於用，而用之则敝，取之则竭。悦於人之耳目而於用，用之而不敝，取之而不竭，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，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，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，惟书乎！自孔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