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当夜己死，何名相争？既非斗争，又蓄怨怒，即是故杀者。’又按《律疏》云：‘不因斗争无事而杀，名为故杀。’此言事者，谓斗争之事，非该他事。今大理、刑部所执，以姚文秀怒妻有过，即不是无事，既是有事，因而殴死，则非故杀者。此则唯用“无事”两字，不引“争斗”上文。如此，是使天下之人，皆得因事杀人，杀人了，即曰：‘我有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’如此可乎？且天下之人，岂有无事而杀人者？足明事谓争斗之事，非他事也。又，凡言斗殴死者，谓事素非憎嫌，偶相争斗，一殴一击，不意而死。如此，则非故杀，以其本原无杀心。今姚文秀怒妻颇深，挟恨既久，殴打狼藉，当夜便死，察其情状，不是偶然。此非故杀，孰为故杀？若以先因争骂，不是故杀，即如有谋杀人者，先引相骂，便是交争，一争之後，以物殴杀，即曰：‘我因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’如此可乎？况阿王既死，无以辨明；姚文秀自云相争，有何凭据？伏以狱贵察情，法须可久。若崔元式所议不用，大理寺所执得行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，故杀人者从今得计。”奉敕：“姚文秀杀妻，罪在十恶，若从宥免，是长凶愚。其律纵有互文，在理终须果断。宜依白居易状，委所在重杖一顿处死。”
敬宗宝历三年，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，奏请断以偿死。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：“尊殴卑，非斗也；且其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非教也。”遂减死论。
後唐明宗天成二年，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等奏：“准《名例律》：‘诸断罪而无正条者，其应出罪者，则举重以明轻；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。’疏云：‘断罪无正条，谓一部律内，犯无罪名者。’准《杂律》：‘不应得为而为者，笞四十；谓律令无条，事理不可为者杖八十。’疏云：‘杂犯轻罪，触类弘多，金科玉条，包罗难尽。其有在律、在令无有正条，若不轻重相明，无文可以比附，临时处断，量情为罪，庶补遗阙，故立此条。其情轻者笞四十，事理重者杖八十。’”奉敕宜依。
其年七月，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，其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，弘超挟刀杀感，携其首自陈，大理寺以故杀论。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：“伏以挟刃杀人，按律处死；投狱自首，降罪垂文。高弘超既遂报仇，固不逃法，戴天罔愧，视死如归。历代以来，事多贷命。长庆二年，有康买得父宪为力人张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，买得年十四，以木锸击氵位，後三日致死。敕旨：‘康买得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，虽杀人当死，而为父可哀。若从沈命之科，恐失度情之义，宜减死处分。’又元和六年，富平人梁悦杀父之仇，投县请罪。敕旨：‘复仇杀人，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，自诣公门，发於天性，本无求生，宁失不经，特宜减死。’方今明时，有此孝子。其高弘超若使须归极法，实虑未契鸿慈。”奉敕：“可减死一等。”
长兴二年四月，大理正剧可久奏：“准《开成格》，应盗贼须得本赃，然後科决；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，以故杀论。臣请起今已後，若因而致死，无故，即请减一等。别增病患而死者，从辜限，正贼，减本罪五等。”中书门下覆奏：“今後凡关贼徒，若推勘因而致死者，有故，以故杀论；无故，减一等。如拷次因增疾患，候验分明，如无他故，虽辜内致死，亦以减等论。”从之。至晋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，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：“据《刑法统类》节文云：‘盗贼未见本赃，推勘因而致死者，有故者，以故杀论；无故者，减一等。’又云：‘今後或有故者，以故杀论；无故者，或景迹显然，支证不谬，坚恃奸恶，不招本情，以此致死，请减故杀罪三等；其或妄被攀引，终是平人，以此致死，请减故杀罪一等。’臣按上文云‘有故者，以故杀论，’此即是矣。其无者，亦坐减一等罪，即恐未当。假如官司或有刑狱，未见本情，不可全不诘问。据言有故者，则是曾行拷捶及违令式，或粗枷大棒，︹相抑压，以此致死者，并属有故；无故者，则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，又不违法律，亦不坚有抑压，此则并属无故，不可坐刑。假若有犯事人旧患疾病。推勘之际，卒暴身亡，不可亦坐推司减等之罪。又据《断狱律》云：‘若依法使杖，依数拷决，而邂逅致死者，勿论。’邂逅，谓不期致死而死。且彼言拷决，尚许勿论，此云无故，令坐罪，事实相背，理有未通。请今後推勘之时致死者，若实无故，请依邂逅勿论之义。”详定院奏：“臣等参详，若违法栲掠及法挟情以致其死，但有情故者，依故杀论。若虽不依法拷掠，非法挟情以致其死，而无情故者，请减故杀一等。若本无情故，又依法栲掠，或未栲掠，或诘问未诘问，及不抑压，因他故致死，并属邂逅勿论之义。”从之。
按：有罪者拘滞囹圄，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，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悯。然既曰盗贼，则大者可杀，小者可刑，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，皆大猾巨蠹也。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，过矣！
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，诏诸道州府，应大辟罪决论，录其案，朱书格律、断辞、禁仪月日、官典姓名以闻，委刑部覆视。
五代用兵以来，藩侯跋扈，率多枉法杀人，朝廷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