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今遂用之！自古及今，刑之所施，必称罪之轻重，岂有罪无等降，一用重刑之理！今私盐一斤至杖脊配广南，则孰不相率而为百千斤之多哉！祖宗仁德在人，犹人之有元气。今天下之势可为病矣，奈何遂欲伤元气乎？法令之行，系乎国本，不使有识缙绅之士议之，而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，非国之福也。望付三省熟议。”故有是诏。
诏：“捕获强盗，虽无被主姓名，赃满已经论决者，许推赏。”
太常少卿唐恕言：“旧法，获盗不知被主姓名则不该赏。故江湖有举舟尽遭屠戮，踪迹绝灭，官司虽知，终亦掩蔽。盖既无激劝之方，又欲逃捕盗之责。法久奸生，望赐更改。”故有是诏。
五年，尚书省言：“州县治狱之吏，专事惨酷，待其垂死，皆之疫患杀之，未尝依条医治。乞举行岁终比较计分断罪法。”是年比较，得宣州、衢州、福州无病死囚，当职官各转一官；舒州病死者及一分，惠州病死者二分六，当职官各特降一官。
十年，诏：“诸狱并一更三点下锁，五更五点开锁。定牢违者，杖八十。狱官令佐不亲临，及县令辄分轮馀官，并徒一年。知、通、监司觉察按劾。著为令。”
十八年，抚州、泉州误决重囚，官吏各置重宪。
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：“伏睹《绍兴令》，决大辟皆於市，先给酒食，听亲戚辞诀，示以犯状，不得窒塞口耳，蒙蔽面目，及喧呼奔逼。而有司不以举行，视为文具，无辜之民，至是强置之法。如近年抚州狱案已成，陈四闲合断放，陈四合依军法；又如泉州狱案已成，陈翁进合决配，陈进哥合决重杖。姓名略同而罪犯迥别。临决遣之日，乃误以陈四闲为陈四，以陈翁进为陈进哥，皆已配而事方发。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，而举行给酒辞诀之令，是二人者，岂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！欲望申严法禁，否则以违制论。”从之。
臣僚言：“比年诸路推究翻异公事，或朝廷委之鞫勘，例差初官。荫补子及新第进士，於法令实未暇习，其势必委之於下，老胥猾吏，得以为奸。请行下诸路，应有鞫勘公事，并须择曾经历任人。”从之。
二十六年，吏部尚书周麟之言：“臣闻之，传曰：‘非天子不制度，不议礼，不考文。’窃见吏部续降申明条册，乃有顷年都省批状指挥参於其。向之书官有所畏忌，至与成法并立，以理推之，诚为未允。望今选具绍兴二十五年以前批状指挥，令敕令所看详，可削则削，毋令与三尺混淆。”麟之所言，盖指秦桧也。诏依。
秦桧自得政以来，动兴大狱，胁制天下。岳飞狱死，桧势焰愈炽。贤士大夫，时系诏狱，死、徙相继，天下冤之。又置察事卒数百游市，闻言其奸者，即送大理狱杀之。大开告讦之门，至桧老病日深，忌冒愈甚，将除异己者，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、右正言张扶论赵汾、张初交结事。先捕汾下大理，考掠无完肤，令汾自诬与张浚、李光、胡寅谋大逆，凡一时贤士大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。狱上，而桧已病不能书，事乃寝。
诏刑部郎中依元丰法，分左右厅治事。
先是，右司郎中汪应辰言：“国家谨重用刑，是以参酌古谊，并建官师。在京之狱，曰开封，曰御史，又置纠察司以几其失；断者刑者，曰大理，曰刑部，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。鞫之与谳，各司其局，初不相关，是非可否，有以相济。及赦令之行，有罪者许之叙复，无辜者谓之湔洗，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，而昔之鞫与谳者，皆无预焉；外之川、陕，去朝廷远，则委之转运、钤辖司，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。及元丰更定官制，始以大理兼狱事而刑部如故。然而大理少卿二人，一以治狱，一以断刑；刑部郎官四人，分为左右，或以详覆，或以叙雪，同僚而异事，犹不失祖宗分职之意。本朝比之前世，刑狱号为平治，盖其并建官师，所以防闲考，有此具也。中兴以来，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员，而刑部郎中初无分异，则狱之不得其情，法之不当於理者，又将使谁平反而追改之乎？今虽未能尽复祖宗之旧，亦当遵用元丰旧制、庶几官各有守，人各有见，反覆详尽，以称钦恤之意。”上善其言，故有是旨。
孝宗乾道二年，刑部侍郎方滋上《乾道新编特旨断例》七十卷。
四年正月，臣僚言：“杖笞之制，著令具存，轻重大小之制，不得以私意易也。比年以来，吏务酷虐，浸乖仁恕之意。凡讯囚合用荆子，一次不得过三十，共不得过二百，此法意也。今州县不用荆子而用藤条，或用双荆，合而为一，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，刑罚冤滥，莫此为甚。愿戒有司，申严行下，凡守令与掌行刑狱之官，并令依法制大小杖，当官封押，乃得行用，不得增添、换易、过数讯囚，恣为惨酷。”从之。五月，臣僚言：“民命莫重於大辟。方锻炼时，何可尽察，独在聚录之际，官吏聚於一堂，引囚而读示之；死生之分，决於顷刻，而狱吏惮於平反，摘纸疾读，离绝其文，嘈Γ其语，故为不可晓解之音，造次而毕，呼囚书字，茫然引去，指日听刑。人命所干，轻忽若此！臣窃照聚录之法有曰：‘人吏依句宣读，无得隐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