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绛、曾布请用肉刑。布上议曰：“先王之制刑罚，未尝不本於仁，然而有断支体。刻肌肤，以至於杀戮，非得已也。盖人之有罪，赎刑不足以惩之，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、劓、非刂、宫、大辟，然审轻重，则又有流宥之法。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之令，後世因之以为律令。大辟之次，处以流刑，代劓、墨、非刂、宫之法，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轻重之差。古者乡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迁。流之远方，无所资给，徒隶困辱，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，轻去乡土，转徙四方，因而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听附籍，比於古亦轻矣。况折杖之法，於古为鞭扑之刑，刑轻不能止恶，故犯法日益众，其终必至於杀戮，是欲轻而反重也。今大辟之目至多，取其情可贷者，处之以肉刑，则人之获生者必众。若军士亡去应斩，盗贼赃满应绞，则刖其足；良人於法应死而情轻者，则处以宫刑。至於劓、墨，则用剌配之法。降此而後为流、徒、杖、笞之罪，则制刑有差等。”议既上，帝问可否於执政，王安石、冯京互有论辩，迄不果行。
枢密使文彦博言：“臣闻刑乱国用重典，刑平国用中典。唐末、五代，刑用重典，以救时弊，故法律之外，徒、流或加至於死。国家承平百年，当用中典，然犹因循，有重於旧律者，若伪造文书，律止流二千里，今断从绞。近臣僚奏请，凡伪造印记，再犯不至死者，亦从绞坐。若责其不悛，则持杖强盗再犯赃不满者不死，则用刑甚异於律文矣。请检详见用刑名有重於旧律者，以敕律参考，裁定其当。”诏送编敕所。
四年，令：“盗贼、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。凡劫盗罪当死者，籍其家赀以赏告人，妻子编置千里；遇赦若灾伤减等者，配远恶地。罪当徒、流者，配岭表；流罪会降者，配三千里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，妻子递降等有差。应编配者，虽会赦，不移不释。囊橐之家，劫盗死罪，情重者斩，馀皆配远恶地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；盗罪当徒、流者，配五百里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；窃盗三犯，杖配五百里或邻州。虽非重犯之地，而囊橐重法之人，并以重法论。其知县、捕盗官皆用举者，或以武臣为县尉。盗发十人以上者，限内捕不获半，劾罪取旨。若复杀官吏，及累杀三人，焚舍屋百，或群行於州县之内，掠劫於江海船船之中，非重法之地，亦以从重法论。”
嘉中，始於开封府诸县，後稍及曹、濮、澶、滑等州。是年，以开封府东明、考城、长垣县，京西滑州，淮南宿州，河北澶州，京东应天府，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、淮阳军，亦立重法，著为令。至元丰时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亦广矣。
七年，诏：“品官犯罪，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，毋得擅捕系、罢其职俸。”四月，设置律学，设教授四员。公试，习律令生员，义三道，习断案生员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七事。私试，义二道，案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三事。先时已置刑法科，诏法寺主判官、诸路监司奏举京朝官、选人两考者，上等进秩补法官，馀减磨勘，循资，免选射阙，推恩有差。法官阙员，亦以次补之。其考试关防，如诸科法。
元中，司马光论之曰：“律、令、敕、式，皆当官者所须，何必置明法一科，使为士者豫习之。夫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为士者果能知道，又自与法律冥合；若其不知，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，习锻炼文致之事，为士已成刻薄，从政岂有循良，非所以长育人材、敦厚风俗也！”
八年，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馀姚县主簿李逢有逆谋，提点刑狱王廷筠等言其无迹，但谤ゥ朝政，语涉指斥，及妄说休咎，请法外编配，仍治告人之妄。帝疑之，遣权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辅劾治。中书以廷筠等所奏不当并劾之。廷筠惧，自缢死。逢辞连右羽林大将军、秀州团练使世居、医官刘育等。诏捕系御史台狱，令范百禄、徐禧杂治，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图识简牍。狱具，世居赐死，逢、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并凌迟处死，将作监簿张靖、武举进士郝士宣皆腰斩，司天监学生秦彪、百姓李士宁杖脊，湖南编管。
按：凌迟之法，昭陵以前，虽凶强杀人之盗，亦未尝轻用，自诏狱既兴，而以口语狂悖者，皆丽此刑矣。诏狱盛於熙、丰之，盖柄国之权臣，藉此以威缙绅。祖无择之狱，王安石私怨所诬也，郑侠、苏轼之狱，杜绝忠言也，世居之狱，则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宁以倾王安石，陈世儒之狱，则贾种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吕以倾吕公著。至王安石欲报吕惠卿而特勘张若济之狱，蔡确欲撼吴充而特勘潘开之狱，其事皆起於纤微，而根连株逮，坐累者甚众。盖其置狱之本意，自有所谓，故非深竟党与，不能以逞其私憾，而非中以危法，则不能以深竟党与，此所以滥酷之刑至於轻施也。
元丰元年，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，乃诏曰：“大理有狱尚矣。今中都官有所劾治，皆寓系开封诸狱，囚既猥多，难於隔讯，盛夏疾疫，传致瘐死；或主者异见，辄淹岁时不决，朕甚愍焉。其复大理狱，置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，丞四人，专主鞫讯；检法官二人，主簿一人。应三司、诸寺监吏犯杖、笞不俟追究者，听即决，馀悉送大理狱。其应奏者，并令刑部